编者按：在伟大诗人艾青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报特刊发著名儿童文学家、国际格林儿童文学终身评委、原浙师大校长蒋风先生的文章，以资纪念。
畈田蒋是座落在金华东北角的一个极其平凡的小小的乡村，却因为这个小小的乡村诞生了一位伟大的诗人而名闻世界。
这位诗人就是艾青。他是中华民族的诗坛大师，我国现实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诗坛巨匠之一。
当这位属于世界的诗坛泰斗百年诞辰即将到来，我想起五十七年前曾陪同他一起回乡在畈田蒋度过的那二十多个日日夜夜。
艾青原名蒋海澄，我和艾青的二位弟弟海济和海涛是同一年考进金华中学初一的。我和海济分在乙班是同班同学，海涛分在丙班，同级不同班。对他俩的这位大哥，此前虽未见过，但我酷爱文学，早就读过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十分敬佩。
1953年春天，诗人艾青解放后第一次“衣锦还乡”，我以金华地区文联秘书长、金华市文协主席的身份，迎接这位从畈田蒋走出来的诗坛泰斗归来。由于我热爱诗歌又和海济是金中同班的要好同学，与艾青一见面便分外亲切。那时正好我患严重神经衰弱症，不久前曾晕倒在讲坛上而在家休息。艾青听说后便动员说：“去去去，跟我一起到我老家休息几天。”就因为这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有机会来到畈田蒋这个小村庄，与这位国际诗坛巨匠一起生活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除了我和艾青外，当年中共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为了保护诗人的安全，特派了一位警卫员随行。
在去畈田蒋之前，艾青由金华地委安排地委大院里住了近一周，并召开过一次座谈会，由金华地区文联主持、艾青在会上讲中国画，他说“国画国画变化不大”。但他对齐白石的画，特别欣赏，在会上他一再提到“白石老人的画我就是喜欢”。与故乡文艺界座谈之后，为收集创作素材，决定到畈田蒋住一段时间，并要我陪伴他一起去。我虽是金华人，畈田蒋从未到过，但它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早就在诗人笔下神游过这个“小小的乡村”。
它被一条山岗所伸出的手臂环护着。
山岗上是年老的常常呻吟的松树；
还有红叶子像鸭掌般撑开的枫树，
高大的结着帽子的果实的榉子树，
和老槐树，主干被雷霆劈断的老槐树，
这些年老的树，在山岗上集成树林，
荫蔽着一个古老的乡村和它的居民……
还有“外面围着石砌的围墙或竹编的篱笆”的果树园，还有“村路边的那些石井”，村子里“用卵石或石板铺的曲曲折折窄小的道路，它们从乡村通到溪流、山岗和树林”、乡村中间有一个平坦的广场，“大人们在那里打麦、掼豆、扬谷、筛米……长长的横竹竿上飘着未干的衣服和裤子”，离这广场不远就是诗人的故居。
艾青告诉我，他出生的老房子因祝融氏的光顾已付之一炬。现在的三间两厢的两层楼房是在原址重建的新居，座落在这小小的村落的中央。其实新居也不新了。
当年并不从大门进出，而是从左侧的旁门进去。在那半新的大门上钉着“光荣人家”的小牌匾，标示诗人是一位赶赴革命圣地延安的老革命。
跨进门去，诗人的姑母迎了上来，还有附近的村民邻居闻讯赶来看热闹……
主人把艾青和我安顿在左侧楼下的厢房内，也许这是有意的安排，因为艾青就诞生于这间西厢房，虽不是原屋，却是原址原样重建的。室内除了一张三尺二宽的单人床外，就是靠窗朝天井的一张半方桌和一对木靠背椅，别无他物。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不仅简陋，而且实在太寒酸了。艾青和我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且在解放不久那物质十分贫乏的时代，人们都习惯于因陋就简，也就两人在那三尺二宽的单人床上与他并头拼足合睡了二十多个夜晚。随行的那位警卫员则安排他睡在大门后与堂前后的过道里，用一方门板搭了一个铺。也许就为警卫的需要。
当年，畈田蒋尚未通电，夜晚照明仅靠一盏煤油灯。一到夜晚，这点灯光无法供我们两人读书写字，更不用说那年代乡村里，也找不到书报可看。每当夜幕降临之前，用了晚餐，艾青和我，有时带上那位警卫员在村道上边聊边散步。
走了一圈回来，无事可做，也为了替主人节省一点照明的煤油。干脆熄了灯。两人并头共枕躺下聊天。“摸黑聊天”成了那段值得纪念的日常功课，也是打发时光的好方法。
回到老家也许触景生情，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出生、命运和叛逆的性格，他说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他父亲蒋景鋆，是个知识分子，是个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最最平庸的人，“在最动荡的时代里，度过了最平静的一生，像无数个地主一样：中庸、保守、吝啬、自满，”也有点迷信，当他出生时遇上难产，找了算命先生算一命，说他是“克父母”而来到人间的，使得这个本来富裕安乐的家蒙上一层可怕的阴影，于是赶忙将他送到一个贫苦的农妇家哺养，这位用乳汁喂养他长大的保姆名叫大叶荷。这就是后来他的成名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主人公。那年代贫苦的农妇连名字也没有的，大堰河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那村庄本叫“大叶荷”，当地的乡音“大叶荷”与“大堰河”完全一样，他写诗时用谐音改动了一下。她是从大叶荷村以童养媳身份嫁到畈田蒋来的。
艾青跟我谈到他的保姆大叶荷时，时时刻刻流露出一种感激的深情。由于他亲生的父母听信算命先生一派妄言，他从一个富裕的家庭被推进一个贫农的家，大叶荷却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他长大。他谈到他在大叶荷家过的童年虽很凄苦，却很温暖。声声感人肺腑，句句情意深长。听了艾青深情诉说他对大叶荷的那些平凡的故事之后，我才真正懂得《大堰河———我的保姆》之所以成为不朽诗篇的缘由。正是诗人用饱蘸浓情的笔墨抒发自己思念和感悟的产物。他跟我讲过《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创作经过：1932年他从法国留学归来，在上海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被反动派逮捕关进监狱，在牢房小小的窗口看到昏暗中飘着雪，想起了这位用自己乳汁无私奉献的农妇，想起了寒冷的雪花也覆盖了那大堰河“黄土下的紫色的灵魂”，他用忧郁的声调给我讲了一个情思深厚的故事。
深深的思念促使阔别故乡十六年的他，在踏上心里日夜萦回的故土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到大叶荷坟上凭吊一番。第二天，他便找到大叶荷的儿子蒋正银一起去扫墓。早饭后便在蒋正银的带领下沿着窄小的田埂走向村后小山坡，找到茅草丛生的一个浅浅的小土坡，艾青在墓前沉默不语，眼睛润湿了，慢慢地掉下一颗颗悼念的泪水……
在1953年春天的那二十多个日日夜夜，他虽跟我谈过他的父亲，却从未提到他亲生母亲。他回乡的第一件事是去大叶荷坟上凭吊，寄托思念。但始终未去他父母坟上扫墓，尽管他父母的墓地也在村边的东南角，近在咫尺。有一天，他又想起生养大叶荷的那个村庄，我俩边走边打听，走了六、七里路到那个被艾青误称为大堰河的小村。村里人却谁也不识他奶妈，更无法指出那座破败的奶妈的旧居，他怅然若失地走了回来……
晚上，艾青又谈起他的父亲，是村里一个有头有面的知识分子，上过七年私塾，又在浙江七中读了中学。在清末民初，是村里第一个剪去辫子的“维新派”信徒，家里订了《申报》和《东方杂志》，堂前摆着自鸣钟，房里点着美孚灯，对子女管教十分严格，等到艾青中学毕业时，本希望作为长子的他，能考上法政大学，或去学金融经济，可管好这份令人羡慕的家产，但他没有听从父亲的教诲，选择了画笔，由于对儿子望子成龙的绝望，曾伤心得一夜哭到天亮，仍然无法感动他这颗叛逆的心。1928年十八岁的他仍旧背上行囊进了杭州西湖艺专。在艺专仅仅学了一年，他就因出色的艺术资质，受到林风眠校长的关注，劝导他说：“你别在这里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了，还是去巴黎深造吧！”于是他“带着少年人的幻想和热情”，用无数谎话，骗取父亲的同情和认可，正如他在《我的父亲》这首写于延安的长诗中描绘的那样，一天晚上他父亲从地板下面，取出了一千块鹰洋，两手抖索，脸色阴沉，一边数钱，一边叮咛：“你过几年就回来，千万不可乐而忘返！……他满口应允，敷衍着父亲。
就这样，“像一只飘散着香气的独木船”，“离开了他小小的村庄，跟随孙福熙、孙伏国、雷圭元和沈玉山、俞福祚、龚珏结伴出国，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终于到了他日思夜盼的那个闪烁着艺术之光的浪漫之都巴黎。
在巴黎，他一方面学画，一方面读了不少哲学和文学的书。他父亲怕他在巴黎这个花花世界里乐而忘返，很快就断了供给，他只好半工半读。在巴黎街头流浪的那三年岁月，从彩色的欧罗巴拣回了一支芦笛，“在大西洋边，像在自己家里一般走着，常常饿着肚子，用画笔涂抹着拿破仑的铸像、凯旋门、铁塔，还有女性、春药、酒，还有银行，证券交易所，有时整天沉醉在卢佛尔博物馆里，不想出来……
我就像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一样沉迷在他那些真实的故事中，很少插嘴。听到这里，我忍不住问了一句：“那您又为什么不进艺术院校完成学业，然后回国呢？”
他心情激动地告诉我：1931年底的一天，他在巴黎近郊带着画板写生，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法国佬走过来看了一眼他画的画后，气咻咻地说：“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里画画，你真想当亡国奴吗？”艾青说：“当时，这句话真好似一记响亮的耳光，把我打蒙了。”他便赶忙写信给父亲要了一笔回国的旅费，“空垂着两臂，走上了懊丧的归途。”
回到上海不久，艾青便因参加中共领导的左翼文艺活动而被捕，关进巡捕房的监狱。透过唯一的小铁窗，“对于一切在我记忆里留着烙印的东西都在怀念着……”就在一个下雪天，使他想起以乳汁养育过他的保姆，写下了传世的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
他丰富的经历和独特的际遇，都化作动听感人的故事，有时劲道上来，如数家珍，可以彻夜不眠。也许那时的乡村生活实在太单调、太枯燥了。白天还可以到附近山野田间走走，一到掌灯时分，除了聊天就找不到别的消磨时间的方式。也许那段时间刚好他正在与夫人韦荧闹离婚，内心有许多感情和苦恼要发泄，而身边只有我这个可以谈谈的朋友，他把郁积的情愫全化作故事向我倾诉。每到晚饭后散步归来，便早早躺在床上，聊呀聊到两人都进入梦乡为止。
一觉醒来，又有谈不完的故事：七七事变爆发前夕，艾青获释出狱。他说他在上海、杭州作短暂逗留便回到金华。在畈田蒋住了个把月。由父母操办与义乌上溪八婺女中毕业的张竹如结婚。这年张才十六岁。1937年夏受抗日救亡的召唤，他就带着竹如去了上海，尔后，随着抗日救亡的队伍辗转到了杭州、武汉、临汾、西安、衡山，到了桂林。1939年在湖南与张竹如分了手。
在桂林，在这个风景秀丽甲天下的名城，他与韦荧认识了。后来到昆明，因韦荧的大胆追求而结合，在周总理的引导和安排下一起去了延安。这时韦荧生了孩子，好动的韦荧爱跳交谊舞，而当年的延安盛行跳舞，韦荧常常把嗷嗷待哺的孩子丢给艾青，诗人只得抱着饿得哇哇叫的孩子，找遍延安市内的每一个舞会……
每个夜晚，我都好似听《一千零一夜》一样听着诗人谈自己的往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畈田蒋之夜。
那年，诗人是为了深入生活回乡收集创作素材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傅村一带有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就是从农村裁缝成为游击队长的杨明经，成了诗人采访的主要对象。
在畈田蒋那些白天，杨明经一有空就来到艾青的故居，就在我们下榻的那间厢房里窗下的半方桌旁，诗人坐在正中木靠背椅上，一边听一边记，杨明经坐在半方桌的横头的木椅上，绘声绘色地谈他敌后斗争的故事。后来，我军奉命北撤，杨家村的杨大妈的儿子因伤不能随部队转移，在深更半夜把一支长马枪和一支短枪交给妈妈隐藏，就悄悄地走了。杨大妈就把短枪埋在灶房的灰坑里，把长马枪隐蔽在一个墓穴中。后来这件事被特务侦察到线索，抓走了杨大妈，用刑逼供，但杨大妈坚不吐实，一问三不知。特务又把杨大妈的丈夫抓去酷刑拷问，也一无所获。她丈夫后来伺机越狱逃跑，被看守开枪打伤，又被抓回，被折磨得一病不起。临终前将埋枪的地点吐露给知心的同志。后来游击队回来了终于在杨大妈的指引下找到隐藏了四年的两支枪。这就是艾青后来回北京创作的长诗《藏枪记》的素材。当年我也好像听故事一样坐在那张木板床上倾听。
有时，杨明经有事不能来，有时确实写得太累了。艾青就拉着我到村外田野里走走，寻觅他记忆里的那些童年留存下的乡村景象：
我想想乡村边上澄清的池沼———
它的周围密密地环抱着浓绿的杨树
水面浮着菱叶、水葫芦、睡莲的白花
有一次，走到村外一个水塘边，他深深地为那里水面浮着的菱叶、水葫芦叶、睡莲的白花所吸引了，驻足欣赏，久久不愿离去，我用带去的那架古老的相机，按下一个又一个画面。他和我散步时去得最多的是畈田蒋西边的两周村。这是个仅数十户人口的小村，离畈田蒋不足百米。艾青最喜爱的是村口一对大樟树。两株古樟相距十多米。西边这株更古老，得十多个人才能合抱。树干中间已成空洞，可容六七个人。洞口立一石碑神位。东边一株稍小，但也够六、七人合围。艾青说他童年常来此处爬树戏嬉。讲到这段经历，他脸上漾开一脸童趣。有一天，他还带了一叠画纸来写生，画下一片苍劲的绿荫。有一次，他又带了他的侄子鹏旭，要我拍下合影。记得有一次在田野漫步时，走过路边几株粗大的罗汉松，他也十分感兴趣，要我从不同侧面拍了好几张照片，在那二十多天里，一共拍了两卷柯达黑白软片。当他离乡回京时，全部送他带归保存。
在艾青童年记忆中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形象，那就是在畈田蒋西北侧的双尖山，这座海拔800多米的高山是金华山山脉的一支。距离畈田蒋约20里。当他完成《藏枪记》采访之后，特地约了两三位童年时代要好的乡亲，由大叶荷的儿子蒋正银当向导，去爬双尖山，那是个阴天，没有见到他回乡后的第二年在北京写的长篇抒情诗《双尖山》所描写的晴天景色：“白云敷上阳光，像一条金带”缭绕在山腰，双尖山“像一个古代的骑兵”“在天边驰骋”，恰好欣赏到阴天“像一个被囚禁的武士”，“那巨大而忧郁的影子”。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向上爬，在阴郁的山林中感到分外幽静，听到悦耳的鸟鸣，领略到“鸟鸣山更幽”的诗情。攀爬到半山，诗人邀我和他合影，同行的都是农民，从来没有拿过相机，只得由我先对好光取好景，让同行的警卫员来掀快门。遗憾的是从来不曾拍过照的手还是抖动了，留下一个不清晰的模糊的影子，但还是一张弥足珍贵的留影。
下了双尖山，又去瞻仰萧皇塘八大队抗日指挥所旧址，又到吴店路上凭吊了游击队与日军激战的一座桥，才带着一身倦容回到畈田蒋。诗人返京后的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觉醒来，听到婉转的鸟鸣声，使他想象的翅膀翩翩飞舞，他又想起家乡双尖山上多次听到熟谙的歌声，诗情画意又在他脑海里翻腾，挥笔写下又一篇传世的不朽诗篇：《双尖山》，深情地唱出了“亲爱的双尖山/ 你是我的摇篮———”，其实岂只双尖山，他的摇篮应该是他日思梦想的畈田蒋，更应该是生养他的金华这片土地。这可从他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找到证明。从我1953年春天在畈田蒋和艾青近距离相处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感受到这份深情。写到这里，在我脑海又浮现出他那些不朽的诗篇———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诗人对生养他的这片神州大地的感情是多么深沉、多么诚挚啊！
当我即将结篇时，夜已深，面对孤灯，窗外绵绵的春雨，使我想起杜筍鹤的诗句：“半夜灯前十年事，一时随雨到心头。”何止十年，五十七年前那段故事———在畈田蒋那二十多个日日夜夜，好似电影似的一一涌向心头。如今故人早已西去，过去相伴的日子，如烟如梦，总有一种“花自飘零水自流”的伤感伴随着浮上脑际。
今年是诗人百年诞辰，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百年岁月，无尽沧桑，时间远去，诗魂永存。又是一年春水绿的时刻，我就把五十七年的往事随笔写下，聊作留得相思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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