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纠结于公私博弈
从根本上讲，当前社会矛盾的纠结点在于——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与缺乏制约、监督并拒绝“被驯服”的公权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博弈。这两者力量的对比与消长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能理解为何当前社会矛盾的敏感性、关联性、对抗性及破坏性正在不断走强。
拆迁户插国旗、扔燃烧瓶、点煤气罐，甚至举火自焚以命抗争都不能阻挡推土机摧毁家园，还可能因“暴力抗法”进班房。在法治社会下，类似拆迁的利益冲突完全可以由司法途径获得解决，但现实社会中，法律在公权力面前显得软弱，私权的保障也就无处落实。
在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类似于“山寨王国”，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在自己的辖区内主宰一切，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有了“权力通吃”的底气，掌握公权的人当然不愿意与他人协商，更不可能让渡利益，达成妥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互联网在我国迅猛发展10余年来，民众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普遍觉醒，摆脱了臣民对人的依赖，摆脱了市民对物的依赖，摆脱了人民的敌我二分法，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热情高涨。一些地方的执政者如果意识不到，或者抗拒这样的时代变化，那么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及破坏性只会越来越强，可能陷入“不走到绝路决不回头”的历史陷阱。
让人担心的是，在近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中，无论是掌握权力的基层官员，还是维权的普通民众，对在法治框架内解决矛盾冲突都缺乏信心和耐心，造成两端对立，难以达成社会契约。大家似乎都觉得唯有暴力、国家机器等强硬手段才是解决问题的“特效药”，长期以来，企业改制中职工诉求渠道不畅，“被剥夺感”、“被忽视感”成为工人的集体意识。在上访、护厂、堵路等手段已经让社会麻木，引不起重视后，工人的行为必然趋向于极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暴力化的讨价还价。
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维权”群体维护的都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且绝大多数都有一定道理，几乎没有因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而形成的“维权”群体，中国老百姓绝对不会吃饱了饭没事干就成立一个什么组织让政府闹心。因此，政府要重视他们的诉求，而没有必要过度紧张，甚至将其视为潜在的政治敌手从而激化矛盾。
更为关键的是，在一些地方，对于“维权”群体，不少官员信奉的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上访群体的人数越多，声势越壮大，当政者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虑，就越重视。这也是“维权”群体跨地区、跨阶层联合的重要推手。
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法治的社会。而要实现这种调节和均衡就必须靠“法”。
从当前的情况看，要给人们以法治信心，还需深化司法改革，以宪法为根本，约束公权力，将政府所有权力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并由此赋予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资料来源：2010年6月7日《学习时报》
人民论坛
“全裸”乡政府,为何上级不敢来了
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当地老百姓因此也对自己民生问题的改善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他们迫切希望解决水、电、路等问题。但白庙乡政府向有关部门争取项目和资金,却少有回音,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相比减少了一半。眼看1000多万改善民生的资金缺口无着落,白庙乡政府无奈在网上招商、求助,但一个多月来依然毫无反应。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对此是困惑不已:这“裸账”究竟怎么啦?
想当初,白庙乡政府实现财政支出的“裸账”,对于饥渴的民心来说,算是一次不小的慰藉。正因如此,叫好声彼此起伏,公众纷纷渴盼着此举能推动透明财政的阳光,撒播到更大范围。然而,我们高兴得似乎太早了,“全裸”的白庙还没等来愿意接茬跟着“脱”的部门,便遭遇了“裸奔”行程上的障碍——争取资金没有回音,上级部门很少“关照”,就连商家也不买账,绝少前来投资了。
白庙乡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上级部门、投资商家打入“冷宫”。惹得此前信心满满的乡党委书记,也有些踌躇困惑——“裸账”究竟怎么啦?交织着现实压力与理想主义色彩的“全裸试验”,经过短暂的喧嚣之后,似乎落得了个“四面楚歌”的境地,理想主义遭遇了挫折,只有突兀的1000多万改善民生的资金缺口的现实压力横亘在面前。
究其原因,在于目前深不见底的“江湖”惯性使然。一则,虽然都高调主张“财政公开”,但不少人打心眼里都不希望公众明白地知道政府部门的钱用在哪里。因为公开得越彻底,来自公众的监督就会越深入、越广泛,这对于习惯了暗箱操作、内部运作的一些官员来说,无疑是全新挑战。而白庙乡在部分人眼里,“毋庸置疑”地犯了潜规则的“大忌”,“全裸”让他们倍感压力的同时,也无法获得“公款吃喝”等诸多好处。所以,他们以减少考察、不批资金等方式表示惩戒。
二则,企业不前来投资,是错误地认为“水至清则无鱼”。因为现实是,一个全社会性的好的规则和良好营商环境并未形成。不少地方的企业和投资者个人,都习惯不遗余力地对权力部门进行“打点”,来获得当地的政策支持和政府保护,靠“保护伞”而非“实力”竞争取得市场胜利。就连一些跨国企业也拿钱打通关节进而获利。在这种语境下,“裸账”成了很多投机钻营、渴望政策“红包”的商人,投资决定前最大的拦路虎。
所以,“全裸”乡政府的“热望”遭受上级部门、投资商人的“冷遇”,其实是财政不公开、营商环境不公平下的必然。而显然,要想结束此类“必然”,唯有以“制度设计”强力推进各级别政府财政“坦诚地裸身”,实现对所有“下级部门”的一视同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法治、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使任何一个企业不必对“权”表达“敬意”。到那个时候,“白庙乡”式的碰壁和困惑才会真正渐行渐远,直至消失。
——资料来源：2010年6月11日《报刊文摘》
基层声音
“麻木腐败”堪忧,“腐败麻木”更可怕
陕西神木县原副县长高晓明受贿241万元,一审获刑12年。高晓明在万言悔过书中称,对于送礼的人,由开始的拒绝接受到后来的来者不拒。收受钱财多了,慢慢地就习惯了。
与许多身陷囹圄的贪官一样,高晓明也经历了从拒绝到半推半就再到主动索贿的过程,最后几近麻木——“慢慢习惯了,来者不拒”。这种“身在腐中不知腐”或“明知腐败却不能自拔”的现象,就是官场上的“麻木腐败”。腐败的实质是滥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官员“麻木腐败”,就是在权力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对办事者赤裸裸的“合法”伤害。这种失控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会逐步让人麻木,进而在心理上变得心安理得、习以为常,这是问题的可怕之处。
然而,笔者认为,比官员“麻木腐败”更可怕的是公众的“腐败麻木”——“见腐不反腐”。俗话说,没有行贿哪来的受贿。没有众多行贿者的趋之若鹜和他们变着法的“送礼”,哪来的高晓明高达241万元的巨额受贿?笔者这样说,并不是要把腐败分子的违法犯罪归咎于那些迫于显性或隐性压力的行贿者,而是说“腐败麻木”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麻木腐败”。
当人们习惯于通过“腐败”的途径解决问题的时候,腐败已经伤害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当人们认同接受“腐败”带来好处的时候,社会公正的是非道德界限已经完全错位。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对不守法、不公平、不道德的行为逐步感到麻木,形成对腐败的“认同感”,自觉接纳腐败的人际关系和生活逻辑,造成腐败腐而不败,斩而不绝。
无论是“腐败麻木”还是“麻木腐败”,都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试想,如果“麻木腐败”成为官员的一种生活方式,“腐败麻木”成为公众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这是多么可怕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腐败的麻木性,其实也是制度缺失的麻木性。广大的老百姓是贪污腐败的受害者,他们内心深处最有反腐败的毅力与决心,而我们所要建立和完善的制度就是要把监管的主动权交给这样的人,切实堵塞漏洞,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有公众对腐败不麻木了,坚决与各种腐败分子作斗争,才能彻底解决官员的“麻木腐败”。
——资料来源：2010年6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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