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初建：寻找最真实的镜头

　　“武术本身有一种美的东西存在，它给人一种力量。”伊初建说，这是最令他着迷的地方，但他学到的拳术，架势都不美观，这又未免让他有些气馁。

　　伊初建谈及武术，他自言，追求的是沉浸其中的“武”的状态，“武者，止戈，和也。”而不是和人家动武。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是一个不甘落后的人，甚至不讳言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一旦爱上一行，他就在这一行折腾，直到他成为这一行里的佼佼者。因为不能习武，他把这份痴迷全部用在了拍纪录片上。

　　纪录片是我的表达式

　　2002年回到金华，伊初建带回来一套影视素材，以为这回终于找到了生存之道。谁想空有屠龙技，全无稻粱谋。一时之间，不免有些彷徨。他在影楼找了一份工作，从头开始，八小时工作制对他来说实在太少，他的工作时间从影楼延续到家里，影楼当月就发了他800元工资，没有延期三个月后才发。最后当他离开影楼时，也没有像其他员工一样被扣钱。“这一年之间，我有了一个很大的感悟，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对生活的理解才最重要。”伊初建说，出来之后，他在王村租了房间，开始创业。

　　那时，他和女友一同住在中村，每个月总有五六次到录像厅看片子，武侠片仍然是他的最爱。关注电影，在他看来，等于关注另一种人生。拍电影的冲动在他身上也越来越强烈，伊初建说：“我似乎找到了我的表达式，就像作家通过写作来表达他对世界的思考，我通过影像来表达我对世界的思考。”

　　2005年，作为中国民政部与欧盟合作开展的“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下的公共宣传计划的其中一项，中国村民自治影像十名最佳村民DV纪录片计划在《南方周末》上开始征集作品，伊初建写了一个方案发到指定邮箱，半个多月后，他收到消息，他入选了。“那年刚好是冬天，我扛了个摄像机，立马坐火车去了北京草场地。”伊初建说，初见吴文光(中国著名纪录片导演，他拍摄的《流浪北京》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他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只觉得他不过是来培训我们的老师而已，草场地看上去就是一个仓库。”

　　每天来培训班给他们讲课的不是国内外著名导演，就是大学教授，这让伊初建受益匪浅，他说：“这些人以前离我们太远，一下子近距离接触，才明白吴文光原来是这么一个大人物，甚至被人们称作‘中国纪录片之父’。”以前他认为纪录片也是赚钱的一种方式，谁想在吴文光那里，纪录片是纯粹的，它已经上升到艺术的层面。吴文光对纪录片的执着与热爱，也影响了他，使他的纪录片之梦更加真实。

　　人的一生是部纪录片

　　“跟随吴文光最大的收获，是他让我对纪录片有了一个概念，独立纪录片是从一个个体的视角去解读世界，之前我拍摄的短片，就是纪录片。纪录片更是直面自我的东西，当你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你一并关注了自身的存在。”伊初建说。在这次纪录片计划中，他获得了全国十佳。但得不得奖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能不能剪辑成片也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有一个拍摄的状态，有这个冲劲，有这个责任感，一直拍下去，而不是一直等下去。”尽管他没有把手头的素材剪辑成片，但作为最原始、最基本的纪录资料，他已经丰富了自己。

　　“譬如我们家门前，以前有一条河，我们常在河里用淘米篮子舀小鱼，在河里洗菜洗肉，现在我想拍这条河，这条河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一个排水渠。记忆的不可复制性，让我们无法重现当年，只能回忆，纪录片比文字更擅长的，那只是它呈现了当年我们所熟悉的画面。”伊初建说，15年的变化，如果记录下来，那就是历史；如果没有任何纪录，一个村庄的记忆很快消失在历史的夹缝当中，“我想在时间的河流里抓点什么上来，免得全部流走。”

　　伊初建谈得最多的是，纪录片是有意识的。这个意识也许是导演的，也许是纪录片中人物的。这和摄像头去拍摄，完全两样，因为监控是没有感情的，自动是一种失控。他现在经常去拍摄身边的朋友，包括画家、诗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像”的时代，无论是影像、图像，人们热衷于看，而不是思考。在纪录片的道路上，以前他隐约觉得自己应该走下去，现在他坚信自己必须走下去。他说：“只要我们对这个时代有所记录，那么，在今后的某个时代，人们或许会通过这些反思他们的时代。”这也许就是纪录片的意义，寻找最真实的镜头，然后，获得自身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