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访缘由
那是“文革”后期的1976年4月中旬。分配在东阳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辅导的我，突然接到军旅诗人嵇亦工的电话，说是明早他要陪李小林到东阳来看望我。
我知道小林同志是巴老的女儿，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杭州。虽说巴老在“文革”初期已被作为黑线人物“揪出”和“打倒”，当时省文联老主席黄源和其他领导都对巴老的人品极为尊重，不管专业并非对口，决意把小林留在省文联《东海》杂志担任诗歌编辑，不能再“下放”了。
可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连续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长江放歌》、《巴黎公社的旗帜》等三首长诗，在沪杭诗界有一定的影响，上任不久的小林就托嵇亦工陪同上门来看我，以便联系工作。
他们说好是十点多钟到东阳的，第二天的九点多我就在南街上踯躅、徘徊。九点半后，我目不傍顾径向南门头的汽车站慢步走去，观察着朝北走来的阵阵人流。忽然远远望见一个穿军大衣的墩实军人和一位姑娘并肩走来。我快步迎了上去，一问，果然是他们如约到来。于是边走边聊，请他们跟我到卢宅老家用餐。
虽则是家常便饭，因为文学的缘故，头次谋面的我们犹如老友重逢一见如故。谈得投机，吃得开心，还喝了点家酿的米酒。
席间，我不经意问了一句：“小林同志，什么时候有空，请陪我去看看您爸爸。”我说我知道恩师卢鸿基先生是你爸爸的老朋友了，在浙江美院当教授，他刚刚从“牛棚”里出来，我就代他向你爸爸问好了……
不料小林同志怔怔地望着我，突然热泪夺眶而出：“过去我家总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文革’后却是门可罗雀了。十年来，人家惟恐避之不及，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你还要去看我爸爸……”
我紧接着说，“你该放心，也请你爸爸放心，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是早已写定了的。巴老和鲁迅、郭老、茅盾等大家，都是任何人凭权力也推不倒的丰碑!”
李小林告诉我：“再过十几天我回上海过‘五一’节，我和爸在家等着你。”
这就是我萌发拜访巴老的缘由。
相逢杳无期
1976年5月1日，从早到晚8个小时慢车才到义乌，然后转汽车到东阳，急忙跑到文化馆打听。原来不是妻子叫打的电报，说是县委转达北京通知，限定5月4日前必须到诗刊社报到，这才松了一口气。
斯苏民和宝昶叔一早就在上海北站接我，当即陪同我去延安中路民航售票点购买机票，并送我到虹桥机场，赶在5月4日中午到达首都。既到首都，远隔重山，拜访巴老的心思不得不暂且搁置着，想也无补。
到《诗刊》后，孟伟哉安排我们修改诗稿。然后是葛洛约见，光未然同志约谈。我都坦陈了对生活和诗的看法及变化。我们的任务是给编辑部已选定发表的诗稿加工润色。后来来了新疆诗人章德益。其间，金华市作家章伟文和评论家竺潜民同学均来北京，间或窜个门子。相约访问沈从文先生未果。
写作松散，事务繁乱，特务横行，心境郁闷，加之地震前的生命感应吧，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莫名烦躁。无端地时时升起恋家情绪，日后总不能让相濡以沫的妻子天各一方。临别前推举“上山下乡”在安徽的李小雨进诗刊社，谢绝了住进中日友好医院和孟伟哉同志的再三挽留，决计南归。
归途中在上海作了逗留，未敢冒昧造访巴老，以免素不相识的人突然登门，使老人受到惊忧。
回到杭州，马上找到李小林同志道歉，向她陈述突然变故的过程。李小林说，五月份，她整整在家中等候半个月后才回杭州。实在抱歉之至。李小林又说，他爸记得我的恩师卢鸿基先生，嘱咐小林和女婿祝鸿生一定要让我陪同前去拜访。翌日，恩师则又要我陪同回访祝鸿生、李小林夫妇。他俩在自己并不宽敞的卧室里炒了小菜、开了罐头招待我们师生。
然而，我想拜访巴老的愿望一旦错过机遇，依然似悬在半空中的蛛丝，飘忽着，飘忽着，看来相逢杳杳无期。
邂逅莫干山
从北京回来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依旧还是政治运动。拨乱反正后，巴老、我的恩师卢鸿基、斯民，还有我熟知的一些作家、艺术家身心得到彻底解放。
我得到巴老复出的消息，可以想见他家会重现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景象，蜂拥而至的也决不乏先前的投井下石者。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好在他身体还健康，心态很平和。看望巴老的人太多了，我反倒不想去凑热闹，以后总是会有机会的。果然，到了1981年的8月，我接到作家协会召开诗歌年会的通知，会议期间听说巴老也在莫干山上。天假我便，这次再不能错过拜访的机遇了。 8月12日午后，我和贾丹华上了“屋脊头”，老远就看见山上绰约人影，离人群还有二三十米，李小林认出了我，喊着名字迎了过来。我们快步上前和祝鸿生、李小林夫妇握手问好。
“怎么不来呢?”李小林一开口就责怪我了。
我说：“巴老复出，你家肯定又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了，你们忙都忙不过来，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我是冷清的时候必去。”
“我爸说了，他谁都不想，就想着东阳的那个人还没见面。”小林接着说。
我说：“刚听说你爸在莫干山，你们肯定陪同，我这不就来了么。这回还要请你爸给题个字呢！”
祝鸿生告诉我巴老还在午睡。我们不便打扰他休息，打算第二天再来。
小林说：“你们别走，他马上就醒了，题什么字快告诉我。”
我说我县以后总要办个文艺刊物，先请巴老题个刊名，就叫“东阳文学”吧，贾丹华他们乐清县的刊物就叫“雁峰”，我写了字样和一小张宣纸一起交给她。
李小林进屋好一会，搀扶着慈祥、和霭的巴老慢步向我走来。
经小林介绍后，巴老握着我的手，非常谦逊、诚恳地而温和地说：“我没有练过毛笔字，写不好，所以我从来不给人题字的;今天你来就不同了，我只好用钢笔写了。”说完，郑重地把题字交给我。
随后，我向巴老汇报基层文学活动的现状。巴老沉思着，末后只说了一句：“我们的领导管得太多了。”
谈到我的恩师卢鸿基先生，巴老记忆非常清晰：“他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我们1938年在桂林共事过一年。”
当谈到东阳在沪作家笔名斯民的宝昶叔，巴老说：“让他受苦了。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啊。”
我们怕累着巴老，请小林赶快扶他进屋休息。
这就是我五年前初访巴老，中途突然发生变化，五年后却意外地在莫干山邂逅的情景。往事历历，犹如昨天刚刚发生。
不尽的情谊
当我将巴老的题字带回东阳，立刻着手筹办了第一期《东阳文学》。不期创刊号又一次成了终刊号，总有点东阳人无颜面对巴老的历史遗憾。
1983年国庆前，我和斯苏民借省作协给的创作假，去了舟山群岛，决定转道上海返程。巧遇普陀山家庭旅店的女店主是同村人，就托她在海滩早市挑了40斤大海蟹，在她家蒸熟了，然后带着上海分送给同乡作家和亲朋好友。圣野和宝昶叔都心情非常舒畅，说这一回一定要去见巴老了。于是，在上海临时组成一东阳籍作家代表团访问了巴老，并在客厅一一拍照留影。
1985年，东阳县文联成立，我被推选为首届主席。两年后驻会，我又想起巴老，他是全国文联副主席，请他为东阳文联题个牌名，于是赶到上海《收获》杂志社，其时李小林出任副主编，忙着出外开会，未能谋面。我就把这层意思写了一个便笺，压在她办公桌的台板上。
不意二十多天后，我接到祝鸿生的长信，信中说巴老当时已完全不能写字了，他对这件事很重视，亲自通话，委托将出任下一届中国文联主席的曹禺先生代为题写。大信封中同时夹寄来曹禺先生清逸脱俗的墨宝。我迅速把题字制成木牌，这就是现今东阳文联牌匾的来由，它承载着巴老和曹禺两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厚望。后来听说巴老骨折住院，我代表东阳市文联的文艺工作者发去了慰问电，祝愿巴老早日康复，健康长寿。正值巴老百年华诞，望着巴老的题字和与我们家乡作家们的合影，追忆桩桩件件旧事，近日来总是心潮难平，不吐不快。静夜里，吟成七绝一首，《遥祝巴金先生百年华诞》：
人生百岁复何求？
沐雨栉风搏激流。
日月轮回椽笔健，
心传薪火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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