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百福与张恭常会之汤溪城隍庙
皆为乾坤赤 同志情谊深百福先生初时致力反清复明,继后投入辛亥革命,置生死于度外,风风雨雨二十余年,成为一名民主革命志士。究其社会原因是与其处于清未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深受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对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深恶痛绝,萌发了唯有革命,才能换取新世界的思想。当然,影响他从事革命还有一个原因,则是他早年就结识了颇多的爱国知识分子,据说,1904年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来金华和汤溪等地时,百福均随张恭等见过。特别是秋瑾和张恭对其一生的直接影响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年逾九旬的桂香老太说,光绪年间,在创建“积谷会”之前,爹爹就与张恭等认识,并交往很深。百福本名叶瑧,张恭又名伯谦,因其间兄弟相称,故改叶瑧为伯福(偕音百福)。自入光复会后,民族矛盾更趋白热化,为方便活动,蒙蔽清统治者,会党各头领对外皆称“马儿”,据说期间金华龙华会有“十八马儿”之说,故徐顺达谓“徐马儿”,杜百福谓“杜马儿”等。
清朝末期,灾祸连年,民不聊生。革命党热衷帮助民众消灾度荒,初起的会党“积谷会”明显体现了其特性,当时规定,只要是参加组织者,就有义务纳钱交粮,桂香说,因为革命,家里原有的六、七十石好田也大都败光,最后竟连祖传的房屋也典给了别人,一家人唯有搬到窑上去住,几间用破坛子垒起的小平屋在风雨中飘摇。其时,大哥佐堂还在省立七师(金一中前身)读书,家境不好,经常得到张恭家人的接济,桂香回忆起当年情景,还颇具兴致说:“我记得张恭有个妹妹,叫小妹妹的,她待人特别好,记得有一次,我娘带二哥和我,在她家一住就是十来天,就像一家人一样。”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扩大反清的群众基础,便于串连各地会党,张恭曾于1902年和1904年先后创办二个戏班,前者为“张恭大班”,后者为“张恭小班”。在浙西浙中数县巡回演出,剧本多为朱明灭亡之悲剧。目的为唤起民众民族爱国反清革命思想。皖浙起义失败后,大班小班均一度遣散,直到光复后,张恭应邀赴杭州任中国同盟会浙江分会长,兼任省都督参议。期间,张恭曾数番力荐百福去兰溪、永康谋事,委以要职,百福均为婉言谢辞,无奈,张就拜托百福代其重建并管理张恭戏班,百福乐为。不久张恭病逝,妻胡氏借故要回戏班,百福亦无异议,期间两家关系仍较亲密。那时农村庙会甚兴,社戏颇多,白龙桥马海庙距百福家十里,每逢庙会演戏,胡氏必到杜家相约一同前往观看,两家和睦相处,众人皆大欢喜。
1912年农历四月十八,汤溪城隍庙会,百福等邀请张恭前往与会,张恭欣然前往。桂香回忆说,那年我都十一、二岁了,我随爹爹住在县衙。四月十八日,四乡百姓听说张先生将到城里,就似潮水涌至,戏台前面人山人海,乡亲们急着要见革命英雄“张先生”。那日晌午,县长和爹爹陪张先生用过饭后,爹爹先自登台告慰大家,说话间,有人搬来十来张交椅,在戏台中一字儿排开。不时,张恭自帐后来到台前,立时人们欢声雷动。见张先生着青布长衫,黑布鞋,恭手抱拳不断向大家作揖数番后,在台上中间位置上坐下,爹爹和县长等要员两旁陪同。
桂香说,那日情景历历在目。张先生脸色憔悴,与五年前见到的却似判若两人,这一次张先生讲话虽见精神,但已中气不足,一阵高亢激昂之后,就见他满头大汗,约摸半个时辰,全场皆不喧哗。那时桂香已有些懂事,多少有些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边在聆听张先生讲话,一边又禁不住流泪抽泣,革命之成功,那是多少英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啊。
太公百福生于同治六年九月,逝于民国廿七年六月,毕生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而努力奋斗。尤其是1907年,在徐锡麟、秋瑾领导的浙皖起义等革命运动中,身先士卒,英勇顽强。在其后期二十余年革命生涯中,几度风云变幻,险遭杀身之祸,但其立场坚定,临危不惧,高度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一生追求真理,不贪荣禄,虽居有功之臣,却甘为平头百姓,革命胜利后,竟不要一官半职,不受半分俸禄酬金。然而,当革命需要他为民众办事时,他却又无条件地,甚至倾其家产也在所不惜。张恭百福等先辈虽然早已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们留给后人的光辉形象不灭,其献身精神将永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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