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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宽阔舒展的抚河上溯百余里，那节扭扭歪歪的支汊，便是老虎港。八月的末梢，尽情肆虐后的洪水已如高潮迭落般消退。河流象一道被划开的伤口，堤岸翻卷，肿涨溃败，于烈日下淌着赤黄、浓厚的液汁。百般蹂躏后的河床上，四处遗散着滚木、破布、烂拖鞋、死鸡。干涩、枯暗，如伤口上的结痂。风是干的，满滩的芦花低垂着头，白茫茫晃得眼痛。
狂暴过后的河流，杂乱，却异样地安详。水流轻柔地推送着、翻卷着。水流经过的地方，它们总是试图带走点什么。它们也总是能够带走点什么。
老黑蹲在一边，我和雄躺在苇滩上。我嚼着茅根，雄叼着一节芦管。雄“呜啦呜啦”地吹着，无曲无腔。有时河湾突然窜来一阵风，风使芦管发出的声音变了调，雄怔了一下，那“呜啦呜啦”的声音便在瞬间逃散。离我们下钓的滩涂往上游几十米处，一架人字型支架的杉木桥被洪水冲得只剩了几根孤零零的桩柱，过河的男男女女只得脱了长裤短裤举在头上赤裸着下半身涉水。每当有年轻女子过河，雄便摘下嘴角的芦管哈哈大笑，雄的笑声传过去，那河中女子赤裸的身子便在水中矮了一节。
你到底去不去复读啊。雄说。
我不理雄，将赤裸的双脚探入沙层的深处，专注于体会那深处的细密的清凉。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秋天，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喜讯一个个在镇上流传：双健考上了省农大，萍考上了地区师范，芳考上了西北工大，光被复旦录取。双健是新安江移民，我的同年；萍是远房堂姐，芳和光是上海知青。芳在中学代课，教过我初中语文。庆贺的鞭炮声一次又一次响起，酒摆了一席又一席，噼哩啪啦，噼哩啪啦，热烈，欢欣。那一年，我十六岁，是铸造厂的一名学徒工，每月工资十八元。稍早的时候，全家人刚刚作出决断，让已经休学半年的四弟和刚刚小学毕业的五弟回浙江的老家复读。母亲带上了家中所有的钱(三百或者是四百，已经记不清)，亲自将四弟五弟送往千里之外的浙江老家。
四弟五弟走后那段日子，去复读，还是老老实实做名铸造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惆怅、苦闷、焦灼、恐慌，却难以言说。我常常骑上家中唯一的那辆“五羊”牌双杠自行车去老虎港钓鱼。有时跟雄一起，有时独自一人。有鱼没鱼，一坐就是一天。
老虎港在水电站的上游，是一个天然的回水湾，湾的外侧是陡峭的山崖，内侧是长满芦苇、芒杆的浅滩。挑选钓场，清理场边的杂草乱枝，抛撒用米糠拌的饵料，给鱼钩穿上蚯蚓，调好浮漂的深浅，然后抛杆入水。我和雄熟练地做着这一切，不急不慢。渔杆是拇指粗的油竹，被烟火薰得乌黑的竹节一环叠一环。钩是大号缝衣针弯成的，钩尖上削出一撇倒须。旧塑料拖鞋底子剪成的鱼漂散在水面上。二只红头蜻蜒连着尾在渔杆上弹起、落下，落下、弹起。半浸在水里的鱼篓敞着口。刚钓起丢进竹篓的鱼，总是要在篓底四周乱窜上一阵，待到发现无处可遁，稍大些的鱼便安静下来，似乎已经甘于被困，只有那些不知深浅的小鱼儿，不知疲倦地蹦起、跌下，跌下、蹦起。终于有一条直挺挺地落向鱼篓外的水面，当它明白已重获自由，便嗖地钻入水底，再无踪影。
鱼不上钩的时候，我和雄就用青稗子钓河滩草丛里的土蛙。秋日的稗穗灌满了白浆，穗粒粗壮。我们用稗草往草丛里胡乱地点着，只几下，就有一只土蛙高高跃起张开大嘴死死咬住穗尖，轻轻一抬手，土蛙便被钓了出来。
一会功夫，我们手中整把的稗草上就挂满了土蛙。我双手各举着一把稗草在河滩上走来走去，悬在空中的土蛙们翻着白肚皮蹬着四肢使劲扒拉着，嘴里却仍旧死死地咬着稗子不肯松口。它们是舍不得这串到了嘴里食粮，或者，是怕摔下来吧跌死吧？我这么猜想的时候，就故意把二只手高高抬起，“一二一”地走起正步。老黑跟在我身后，不时地竖起尾巴“旺旺”几声，作欢呼状。
我开始痴迷于读书。有钱时去买书，没钱就去借书。我读西游记水浒传，读红楼三国，读三言二拍三侠五义，读隋塘演义东周列国，读高尔基泰戈尔，读莫泊桑海明威，读福楼拜都德，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读牡丹亭浮士德，读人民文学小说月报，读收获十月清明芙蓉花城萌芽百花洲，读我所能得到的所有的书和杂志，随着书中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为西蒙和玛格丽特的爱情嗟叹，为于连唏嘘，为羊脂球悲哀、愤怒。
但我不读“数、理、化”。我没有老师，没有课桌，我读不了。自从缀学离校后，“数、理、化”们已彻底将我抛弃，“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被千万学子和有志青年奉为座右铭的名言，于我来说已成为一颗永不可及的星辰。我知道，有一扇门永远对我闭上了，一些我所憧憬、向往的东西，已从命运中被永远抽离。
有时候正上着班，我却呆呆地坐着，听不见鼓风机的轰鸣，忘了给高炉添料，待猛地回过神来，却见父亲正默默地做着那些原本该我做的活计。等发了工资，父亲悄悄地多递给我十块二十块零花钱，并不言语。捏着钱，鼻头就直酸，我知道，那是额外给我的买书钱。
雄隔三差五地带一本书来，往我手里一塞，说三天或者二天。雄说书是借来的。在我的印象中，雄自己似乎从来不看。
雄长我四、五岁，高中毕业后就进了厂。雄总是沉默。工间休息时，雄就独自坐在一边，手里捏根小树棍在泥地上划字，划得最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崇仁县凤岗公社铸造厂”，也划“啊，祖国”，划“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划“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划“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划完了就擦，擦了又划。雄有时也在墙上写，用木炭写，写“此物真希奇，双峰夹小溪，有水鱼难养，独林鸟可居”，写完了就哈哈大笑。笑完了就用手掌擦。
雄娶了同厂的胜女后就离开铸造厂去公社水运队放排，放排挣钱多。雄的父亲几年前修水库时被蹋下的土方埋了。雄是老大，下面还有五、六个弟妹。雄他们的木排从老虎港下水，经过九弯十八拐，一直放到抚州上岸，半个月一个来回。雄回来时顺手递给我一本崭新的书或杂志。“读完了记得还我。”雄说。
放排的间隙雄就去炸鱼卖。雄自已会配硝药。雄从老墙上刮来硭硝，加上硫磺、杉木炭粉，再掺上碎石子灌进玻璃瓶，用破布塞紧瓶口，点燃导火索往河汊里一丢，嘭地一声，水面上便白花花地浮上来一片。有一次我跟着雄一起去河湾炸鱼，那天运气不错，只炸了二炮，便拾满了大半鱼篓，上游木桥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停下步子，看我和雄在水里游来游去拾那些被炸死或者震晕的鱼。拾着拾着雄突然指着桥上的行人说：
河流是大地这张琴上的弦，人在上面拨拉来拨拉去，却总是找不到准调儿。
雄停了一下，又冒出一句：同那些一样在上面拨拉来拨拉去的牛羊马驴比，人并不高明多少。
我呆呆地望着雄，任由手掌中的鱼复活、滑走。
雄突然死了。雄是被自己炸死的，三天后才被下游几十里渡口的摆渡佬发现。雄是躺在一扇旧门板上被拖拉机运回来的，雄身上只穿了条青色卡其布裤衩，丝丝褛褛，满脸满身的碎玻璃渣。
雄死后第二个月，雄的二弟国崽就顶替他进了铸造厂。国仔圆头圆脑的一副娃娃脸，却长得比雄高大，跟雄一样沉默，工休时就静静地蹲在一边。胜女生下雄的遗腹子后，处在哺乳期的二只乳房撑得圆鼓鼓，隔几个钟点就得转身背着人挤掉一些奶水，挤出的奶水滴在地上，湿湿白白的一大滩。国仔的眼睛就直往胜女的胸前瞄。瞄来瞄去，终于有一天趁着夜班人少，在车间的炭篓堆后，国仔一头扎进了他嫂子的怀里。转过年，国仔就娶了他嫂子。雄养了三年的老黑跟了我。
雄死后的那段日子，我除了读书、钓鱼，有时也跟着厂里的青工们赌输蠃玩，跟他们赌争上游，赌牌九，赌象棋军棋五子棋，赌谁的屁放得最响。跟他们赌我总是赢。后来，他们就都不跟我玩了。
我就去老虎港。我跟水里的鱼们玩，带着老黑。
在老虎港回水湾的水底有一块暗石，暗石上裂着一道石缝，石缝里时常躲着一窝黄刺鱼。缝隙的口子太小，手伸不进，我潜在水底用树枝往里面捣它们，但无论我怎么捣那些黄刺鱼就是不肯出来。我的额头常常在石壁上碰出肿包。
我一次次去老虎港，一次次潜入水底去捣石缝里的黄剌鱼，又一次次空着手摸着额头的肿包爬上岸。
额上肿包的大小每次都不一样。有一天从水里爬上岸后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晚稻终于割完了，脱去谷穗的稻草把子东一个西一个地散落在收割的田畴里，歪歪斜斜，象一枚枚打蛔虫的宝塔糖。天渐渐凉了，鱼儿变得越来越懒，鱼钩上的饵料对它们失去了诱惑。我开始摸鱼。我用稻草搓又粗又长的绳子，再在绳子上隔一段梆上一块石子。我将搓好的草绳圈背到浅水湾，一头梆在树杈上，另一头绑在腰上往水里游，等草绳在水里拉直了，我就扯着草绳在水里划半圆形的圈。由于石子的重量，整根草绳几乎是贴着水底在往前拖，绳子所到之处，受到惊吓的大鱼小鱼四散而逃，只有傻兮兮的鲫鱼拼命往泥里钻。几个来回下来，水中的鲫鱼都蛰进浑浊的烂泥里，伸手一摸就是一条。老黑在岸上跑来跑去，将我丢上岸的鱼叼到一堆。
后来，鱼远远一闻到我的气味就逃，逃得无影无踪。鱼也跟人一样，输不起。
雄死后的第二年夏天，我准备离开小镇，在走之前，我把雄留在我那的几本书打了个包，我想把它们还给雄，雄有儿子。
雄生前住的屋子已成了杂物间，屋梁上挂满了蛛网，胜女指着墙角一口布满灰尘的大箱子说雄的东西都在里面。
揭开箱盖，里面是满满的一箱书，书的最上面，是一个红色塑料封面笔记本。我拿起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看。
别的都没了。胜女说。国崽蹲在门槛上吸烟，一声不吭。
你把它们带走吧，这些书都是你以前看过的，跟你也算有缘。胜女又说。
我慢慢合上笔记本，合上里面那些用钢笔抄写得工工整整、一行一行错落有致的文字，将它们和带来的那包书一起放回木箱。
我只要笔记本上的这一页。我说。
我又一次来到了老虎港，带着老黑。
我从衣袋里取出从雄的笔记本上撕下的那页纸。老黑搭拉着双耳静静地蹲坐在一边，我不知道，它是否已从那页泛黄的薄纸上嗅到了雄的气息。
我将纸一折一折地叠成一只小船，然后将它轻轻放入水中。天空中没有一丝风，小纸船在水中慢慢向前漂，夕阳投到船上，洇映出几行墨迹：
河流
是大地的弦
任由你拨拉来拨拉去
却总是找不到
准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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