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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求诸己天地宽

2014-04-02 09:27:06  来源:  婺城新闻网  作者: 薛仁明 讲述 许中华 整理/摄影

  “越小的小孩,还没有知识的状态,直接靠感觉,你这个人面目可憎,他一看,直接感觉到以致说不出为什么有时候最准”

  “我有一句名言,不要说改变世界,我连我老婆都改变不了,怎么改变世界……想要改变另一半,那就是婚姻不幸的开始,因为这是一个妄念”

  薛仁明谈中国文化,常在礼乐。礼如祭祀,乐如戏曲,上下无隔,皆能随化。几千年的人世风景,大抵成于礼乐。人心浸在礼乐中,则天清地宁。无礼乐,则无清宁。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但这世界何尝有“原该”。其历劫而来,必也应劫而去。劫成劫毁,也是方生方死。齐一是顶不齐的。艾米尔·路德维希在论德国时这般写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置之中国,或亦同理。我们眺望中国的历史,确实有其旖旎风光,然则掌握方向盘的司机的注意力都在眼下,都在前方与后视镜中。薛仁明以“反求诸己”为大用,其意大抵如越绝书所言,“内能自约,外能绝人”。至于西方文明,是否如其所说,置诸世界于绝地,亦未可知。当年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指出,“儒家知识系统以调查事物本质始,走向人伦关系。西方科学知识系统亦同样以调查事物本质始,却走向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我们要撷西方之长,接枝在儒学之上。和西方一样,道德世界在中国将与知识世界并存,一个追求稳定,一个追求进步”,蒋梦麟此论真是恳切。

  中国的学问贵在融会贯通

  前不久,我的父亲脑溢血,情况比较危急,原本要到杭州开讲,后来取消行程。不想等我重新确定行程的时候,第一站就到了金华,这是我今年大陆行的起点,也算是比较特殊的因缘。前年来金华的时候,印象很深,一是反响热烈,一是在讲座结束后接到东方早报记者的一通电话,问我南怀瑾去世的事情知道不知道。那时有传言,说南怀瑾去世了,其实那段时间只是病危。我跟东方早报记者讲,我人在大陆,跟他们得到的讯息是一样的,做不了印证的工作。后来南怀瑾真的去世了,隔了一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南怀瑾的学问与修行》,写完寄给东方早报,因为我在东方早报有个专栏,开了两年多,十几万字,算是我在两岸所开专栏分量最重的一个,所以东方早报一向对我很礼遇,寄给他们的稿子向来没有更改过,但《南怀瑾的学问与修行》这篇文章他们给我退了回来,这是极少数的一个特例。后来才知道,有记者曾在太湖学堂“卧底”,就像以前南方某报派记者去富士康卧底一样,他在太湖学堂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有很多保留。因为我在东方早报开专栏也有两三年的光景,甚至有段时间成了他们文化版的一个招牌,他们担心我这篇关于南怀瑾的文章,会被人误以为是东方早报的立场,以致后来他们决定还是不登为好。

  当然不登也没有关系,我托了另外一个朋友,想找个媒体把它发一下,他帮我找了羊城晚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坏了,要出事,为什么?我的一个朋友叫徐晋如,他在深圳大学教书。在大陆这边,四十岁左右,谈儒家很生猛的一位就是他了。数年前,于丹谈论语正当红,后来出了“围剿”于丹的十博士事件,他就是发起人之一。我在深圳开讲,他是嘉宾,在我大陆行的几十次讲座中,他是极少数配合好、能够谈到核心的人。那天,他还当场演唱了《锁麟囊》里的片段。羊城晚报发这篇文章之前的两个礼拜,刚好做过徐晋如的专访,他对南怀瑾很有看法。徐晋如为人,好恶很强烈,好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我一听说要在羊城晚报发这篇文章,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会抓狂,果不其然,文章发出两个礼拜后,上海的新民周刊发出了他的一篇文章《从此他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这篇就是跟我的绝交书了。那会儿,我老婆陪她妈妈在上海,我让她去书报摊买一期新民周刊,告诉她徐晋如有篇文章骂我,还写的不错,她买来一看,打电话过来,说他骂得有点恐怖,我说你又不是不了解,让他骂吧,我把这篇文章连同我写南怀瑾的那篇一并放在博客上,并且加了个注,提了一件事情,当年新书会上,他跟我搭配得非常好,我很感谢他。他怎么骂我,就让他过去吧。

  因为南怀瑾,过两天我要到上海的恒南书院去,大家知道南怀瑾在太湖学堂病逝,但南怀瑾晚年其实有点不想待在太湖学堂,他另外有个大弟子,帮他建造恒南书院,可惜书院还没盖好,南怀瑾就去世了。我的这篇文章一出来,南怀瑾的老学生刘雨虹,几乎跟南怀瑾差不多年纪,九十几岁,通过他的弟子发消息给我,认为这是南门以外谈南怀瑾谈得最好的一篇文章,并且收录在南怀瑾去世一周年的纪念集里,他托人带口信,要是我到了上海,想跟我见个面。当然,南怀瑾是个争议很大的人,跟其他国学大师比起来,他是一个现实感非常强的人。他绝对不会像案头学者那样寻章摘句、咬文嚼字。按眼下做学问的标准来看,他的学问一点都不严谨;但按中国的传统学问来看,他做的可是大学问。他的学问,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学问有很大的区别。

  自从我们引进西方的学问标准以后,我们的学问慢慢地变了,现在大家讲到学者,脑袋里的形象都不怎么正面,学者就是觉得那种空谈理论、面对现实事物无能为力的人。学者真的是这样么?当然不是,中国的学问不是这样。中国的学问是既可以谈“世界劫毁与中国文化”,也可以谈“恋爱是诗情,婚姻是修行”。自古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我们今天的学者,常常把前面两件事情省略了事,直接跳到“治国平天下”,要是一个学者,他跟周边的关系不对劲,跟家人不对劲,我的一个本能反应,就是他的学问很可疑,即使他是院士,拿过多大的奖,我也认为,他的这个学问有假。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所有的学问一定都是融会贯通的。

  读经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自己

  这几年,我在公开场合,经常自曝其短,越是有一点年纪,越来越会以貌取人。一本书到手,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勒口,看作者照片,作者长得好看,翻下去,不好看,一律不看。所谓好看不是漂亮,章子仪很漂亮,但是这两年她变得不是很好看,那时,在《我的父亲母亲》里面她还是蛮好看的,现在不行。另外有些人谈不上漂亮,但是耐看,让人看上去很自在。学问好不好,从脸上也就看出来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带几个一两岁大的小婴儿在他旁边,一看到那人会笑的,这人多半靠谱。要是哭了,我们就该跟这类人保持距离。为什么呢?因为婴儿有一个能力比我们强,那就是感应。越小的小孩,还没有知识的状态,他不会分析,也不会理解,所以直接靠感觉,你这个人面目可憎,他一看,直接感觉到,以致说不出为什么有时候最准。

  我这本书,《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从书名到卷名,都是我的学生小北的主意,一个世界要开始了、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的才好、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恋爱是诗情婚姻是修行……除了第四卷的卷名,其他几卷的卷名都太宏大,这或许跟小北的年纪有关系,这些卷名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距离,我不是太喜欢说那么宏大的东西,宏大的东西容易有陷阱,原先我想好的几个卷名很简单,第一格物,第二致知,第三写人,第四写家。中国的学问在我看来,有几个先、几个后,先格物后致知,先感后知,先修行后学问。现在的学问都倒过来,就会有问题。一个东西我们做不到,即使要说,也要谨慎地少说两句,做不到最好就不要说。我们动不动就要改变世界,可是谁改变得了。苏州有个读经团体,做传统学问算是彻底的了,他们的微博上却有六个大字,“读经,改变世界”,这样读经一定完蛋,读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改变自己,不是改变世界。自己都改变不了,我们怎么改变这个世界。现在两岸太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公知”,大家太急切地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可是面对我们自己,面对家人,却又无能为力。我有一句名言,不要说改变世界,我连我老婆都改变不了,怎么改变世界。在座结过婚的都知道要改变另一半有多难,想要改变另一半,那就是婚姻不幸的开始,因为这是一个妄念。我们自己都不变,凭什么改变对方。

  一百年来,中国受西方思潮影响,如今中国人都学了西方的思考方式,直接看到对方,这个要改,这个要变,“为什么你每次都不改”更是成了口头禅。忘掉中国学问最讲究的只有四个字:反求诸己。先自己改变,把以前对另一半的苛求放掉,这个时候,你们夫妻关系一放松,直接会影响到小孩。去年十一月,龚林娜去我家,她很兴奋,兴奋什么呢?她看到我们家的三个小朋友,眼睛这么亮,很可爱,后来跟他先生老罗讲,下回过年要把小孩带到我们家“留学”,看看我们家的三个小朋友怎么过生活。小孩的眼睛那么亮,一部分原因或是我们常年住在乡下,另一部分就是我们夫妻关系还可以。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夫妻关系简单地讲,那就是一言难尽,说来话长,谁是谁非说不完。反求诸己之后,夫妻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都会往正面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学问都在谈这件事情。今天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中国文化要扮演积极的角色,就要拉回到“反求诸己”,今天要是我们反求诸己,这个世界会变好么?也不见得。只要我们尽到心力,这个世界跟着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人少了,改变自己的人多了,这个世界就会变好。

  没有感,知识就成了一种负荷

  我们讲先格物后致知,先感后知。其实年纪大了以后,男女会有差异,女的在直觉上还是保留了一些,男的随年纪渐长,反而有所退化,更容易受骗,女的看人则比较准。我几乎屡试不爽。刚认识的人,先把照片给我老婆看一下,她说不错,我就放心了。男人擅长的东西跟女人不一样,男人一生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学女人的长处,即使没学到,也要虚心面对。因为真正的学问就是先感后知,先有了感觉,才好接上后面的理解,所有的知识才能有保障。世界出问题,两岸的教育都一塌糊涂,就是因为跳过了“感”,直接跳到“知识”上。上海有位读者给我写了封信,他是个70后,有了小孩以后,受不了应试教育,不想让自己的小孩整天考试,这样会把小孩毁掉。要是把小孩带回家,那又风险很大。台湾还好,可以自学,自己在家学习,保留学籍,一年回学校考三次,三年后照样有毕业证书。但大陆不行。他说在上海要找到好的语文老师很难,所有的语文教材,小孩都不喜欢读。我听他这么一讲,说这是正常的,今天让你们看学生的语文教材,你会觉得很好看,一页一页看下去?不是教材里面选用的文章不好,而是教材的编法很有问题,跳过格物,直接到了致知,一篇文章支离破碎,没个整体的观感。如果前天在杭州的晓风书屋开讲,我本想请个朋友过来当嘉宾,他是富阳某学校的特级教师,擅长经典吟诵,好让大家听听经典是怎么吟诵的。过两天去上海的季风书店,我也想请我的一位唱评弹的朋友过来,给大家来一段评弹,目的在于感。我们的教育理念少了这一块,没有“感”,直接“知”。

  从萧山机场过来的路上,我看到路边开满白色的花,问我的朋友三焦,这是梅花还是梨花?三焦说梅花应该过了,应该是梨花。又问他金华的桃花开得漂不漂亮?我是要来看桃花的,结果他不知道金华的桃花开得怎么样。前年我在长沙,有个读者跟我讲,他的小孩六年级,有次老师问他们,有亲眼看过桃花的请举手,全班只有三个。当然不可能只有三个小孩看过桃花,只是他们视而不见而已。若是在台湾没看过桃花,那也不希奇,毕竟桃花是属于温带的花。但是在长沙,到了十二岁都没看过桃花,怎么可能?!问题是我们从上幼儿园,然后上小学,有多少老师会跟大家讲,这个桃花开得这么漂亮,让孩子去感觉春天的喜悦?他们只会告诉你这是花瓣,这是花萼,一堆知识塞进来,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过一朵桃花。今天我们整个教育的问题,就是你对一个东西还没有产生感觉,直接跳过去,告诉你它是什么,如何如何,把这个感觉跳过去,知识就变成了一种负荷,甚至是一种灾难。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忧郁指数都比较高,前年我来大陆总共二十一天,印象最深刻的那次是在北京大学,我在北大开讲的题目就叫躁郁时代的读书人,底下近两百人,差不多都有点“躁郁”的状态。一般来讲,男的比女的容易得忧郁症,年纪大了更明显,老男人比老女人的快乐指数低,老男人比较偏执。我认识一个朋友,他跟老婆吵架,能够一直念叨三个小时,吓死人。滔滔不绝,完全没用。后来慢慢地了解,女人是先感后知,她感觉不对,再有道理都没道理;感觉对,随便一说都是真有道理。这是根本差异,当然女人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流于情绪,但一个好处,不会在理性的思辨里迷失自己。

  在座若是有人从小数学物理比较弱,心理有挫折感,那么从今天开始可以解套了,这不是你们的问题,反而是你们的优点。我有个学生,聪明乖巧,做事有能力,可是数学不好,现在的教育,数学不好似乎变成了罪不可赦。数学不好,简单点说,就是你比较有女人味,有女性特色。这个世界被数理化统治,才这么乱。我一个好友——诗人杨键,他说1949年以后,人脸就出现了“数理化表情”。不是说数学物理化学不好,而是后来过度夸张,过度夸大,变成一个人一生的十字架,让他爬不起来。我觉得一个人肯做事,在家孝顺父母,那么这个学生就该一百分,数学物理化学到后来真正用到的很少。毕业以后,三角函数我就没用过一次。不孝顺父母,我们要批评。但三角函数学不好,有什么关系。这里面有一种错乱,自从西方学问引进中国之后,我们有点混淆,学问的秩序开始错乱,中国的传统讲究先格物后致知,先感后知,先修行后学问,你自己做到了多少再来说,对你自己有帮助,对别人才有帮助。今天我们整个世界这么乱,从良心上讲,有一个原因,就是学问本身出了问题。

  中国文化懂得踩刹车,知止而后有定

  这本书的最后一篇,写我的小儿子,想说的就是学习本身有多好玩。他学京剧,扮《打渔杀家》里的萧恩,自夸扮相好,小学三年级,他有几个哥们,经常放在嘴边讲,杨宝森,马连良,周信邦,谭富英。跟他一个年纪的孩子都在谈韩流,我家的两个丫头则在说程砚秋、梅兰芳。我的小儿子薛胡,他最大的娱乐就是听京剧,要是拿其他儿歌给他听,他觉得这个好幼稚,给他听流行歌曲,他觉得好吵。京胡不是更吵么?但他觉得京胡很爽,很亮。京剧这些东西,外表看起来,是一种音乐,一种嗜好,音乐全部都是“感”,最大的好处在于不知不觉地陶冶他们的性情。在座各位都知道,老一辈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生命安稳的状态比我们这辈人要好,他们没读过书,也没受过教育,凭什么生命的状态比我们安稳?依我看有这么几层,一层就是戏曲,儒家说的“礼乐”,其中乐教,上及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另一层则是祭祀。不论家里、祠堂、寺庙,不论祖先、历史人物、天地,跟历史产生连接,跟自然产生连接,整个人的生命就会丰富。我们南部老家,祭祀跟两百年前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再一层就是人际关系、亲族邻里。我父亲生病以后,从礼拜六到礼拜天晚上,探病的亲戚朋友没停过,有的看过一次,隔天又来看一次,他们向来就是如此,亲戚邻里互相关心,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老一辈人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自然安稳,生命的养分不会一下子就干掉。

  眼下台湾年轻人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无感,形容他们有个词叫“白目”,只剩下眼白,看不到东西,一不“留神”,二没“眼色”,成了宅男、宅女,这是最大的问题。教育也好,环境也好,落掉了“感”,追求越多的知识,就成了灾难。科学那么发达,人际关系越来越淡。我们对学问的态度出了问题,才出现那么多的核心问题。雾霾为什么那么严重,因为对自然无感,最后自然逼着你不得不有感,大自然要反扑。若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有那么一点贡献,那可能就是先格物后致知。这样一个学问态度,重新变成这个世界的主流,这个世界才有转变的可能。从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史上一连串改革,自强运动、戊戌变法,中国的改革总是跟日本的明治维新比较,日本脱亚入欧这么快,一帮改革家就认为中国颟顸,这个民族有很多的劣根性。即便没错,但也可以换种角度,因为中国文明太大,太深厚,深厚到面对西方时不是一下子跳过去拥抱西方,而是在直觉上对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有着非常保留的看法。中国多了迟疑,到底要不要这么走,于是,“迟疑”被解释成“颟顸”。即便中国不得已还是踩了下去,确实有了成果,但这个世界也变得糟糕透顶了。几十年前,甘地曾说“等到有一天中国人统统过着美国人的生活,这个地球到底要有几个地球来消耗”,超英赶美,反正要付出代价。

  二十几年前,台湾的雾霾也很严重,空气都是酸的。但现在台北没什么雾霾,不是台湾进步了,而是因为产业外移。台湾可以产业外移,大陆这么庞大的产业又外移到哪里去?去年冬天有三拨雾霾入侵台湾,台湾第一次感觉到大陆雾霾的威力,甚至直飘北美洲,可见雾霾已经顺利全球化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回头看一百年多前我们祖先的态度,未必是颟顸,中国文化跟十八世纪的西方文化比起来,是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是懂得“踩刹车”的文化。知到“适可而止”,止于至善。唐太宗那会儿,有个大臣给他上了个奏章,说是安徽发现铜矿,要是开采,国库每年可以增加多少收入。唐太宗认为没必要,增加这么多收入干嘛。这就是中国文明懂得在什么地方要停下来,该踩刹车了。在座各位生活在金华还好。在上海北京讨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就跟没有刹车的状态一样,每天忙不完,有一股力量推着他们不得不忙。这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不只是上海北京有。他们没法踩住刹车,但中国文明有这个经验,回头看自己,反求诸己是同一件事情,中国的学问,面对世界,面对自己,是同一回事。也要带着全世界回头看,看所有这些发展,科学的进步,有多少真的必要,有多少根本不必要。将来世界若是还能持续,那么,中国文明的这套经验或许还能带来一点希望。

责任编辑:吴晗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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