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窗，一张床，不足8平方米的房子，这就是我们的家。”
来自山东烟台的盖茹爱今年82岁，1958年4月转业到铁路工作，在金华铁路工务段历任桥料工、技工员、党委秘书、事务员、总务室主任、支部书记等职务。
据他回忆，1958年之前，铁路新村并没有建立。当时，金华老火车站只有3股道，股道附近有座水塔，专门用来给火车供水。周边的大片区域则是用来堆煤球的空地，从现在的花鸟市场到二七路，当时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水塘，还有一片区域被无数座无名坟墓占据，“听说，以前这里是革命的法场，很多人在这儿被枪毙了”。盖茹爱说，附近唯一的房子只有大殿岗的三四间平房，是用水泥、砖头砌成，三十几个平方米左右，专门给军代表居住。而铁路工人，则集中居住在老汽车南站对面的家属楼。
他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蒸汽火车轰鸣的鼎盛时期，作为当时的区段站，火车每每经过金华都要在此停车加水加煤，第二天再出发，为了照顾铁路司机的休息，铁路局在中山路的老汽车南站对面租下了一栋私人房子，将那里作为铁路司机的公寓。后来，考虑到工务段线路长，会议多，各基层工作人员经常要到金华来调工具、拿资料，为了节省住旅馆的开支，这栋公寓被改为工务段招待所，铁路司机公寓则搬迁到现二区社区西门处。
1958年，隶属于京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的金华站正式更名为金华中心站，一跃成为浙西南地区物流、人流的主要中转站，随着业务量逐年攀升，越来越多来自五湖四海的铁路工人涌入金华，因此，工务段招待所也被改为家属楼，给铁路工人和其家属居住。
盖茹爱的第一套房子就分到了这里，“一扇窗，一张床，不足8平方米的房子，这就是我们的家”。因为人多房少，每户人家的面积都很拮据，但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这已经是上天最好的馈赠，“自己花了几块钱用木板钉了一张床，房子的电是公家的，但没通水，需要我们自己拿水桶去车站前面的水塘挑，那个水塘水很深，因为挑水，都淹死过好几个人”。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不仅喝水成了问题，烧饭也是个老大难。“那时还没有蜂窝煤，我们烧煤炉用的都是‘二煤’。”盖茹爱解释，“二煤”就是火车用完丢掉不要的煤球，这些“二煤”在穷人眼中就是宝贝，经常能看到铁轨旁边有不少人在捡“二煤”，因为捡“二煤”，躲闪不及被火车压死或者压伤的人也不在少数。
“‘二煤’捡回来后，我们十几户人家一起租一间空房子，把煤炉拎到楼下的空房子做饭，那场面，挤得是屁股都转不开，但现在回忆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盖茹爱笑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铁路新村迅速发展，后改名为二七新村
1963年，金华中心站扩建，由原来的3股道改为6股道，站前的水塘被填平了一部分。这期间，老汽车南站也迎来了改建，加上家属楼的业主要收回房屋的使用权，铁路工人的安置问题迫在眉睫。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金华铁路局的机务段、电务段、工务段、给水段、供电段、车站、铁路医院等几个基层单位通力合作，计划在老火车站附近建设属于自己的职工楼。
“当时造房子，没规定也没规划，谁先看中哪块地就先造，按照每个单位有多少人，就拨多少钱造多少套房。一间平房28~38平方米左右，造好了就搬，逐步迁了过来。”盖茹爱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盖茹爱搬进了他的第二套房子：28平方米，厨房、餐厅、房间排成一条直线。“直笼统”的设计，前后都有门，两边可进。在这里，水电都通上了，可依旧没有厕所。“金华站改为中心站后，火车需要在这里掉头，还要加水、加煤，所以车站建了自己的给水所，造的新房也通水了，再也不用我们自己出门挑了”。
在金华铁路新村发展的同时，全国的铁路新村都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铁路新村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被全国统一命名。直到“文革”后期，为纪念1923年2月7日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金华铁路新村才有了自己独有的名字——二七新村。
而与二七新村一起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位知名女性——邵阿秋。
据曾与邵阿秋一起共事，今年88岁的陈吉英介绍，邵阿秋是绍兴诸暨人，为工务段职工汤炳潮的爱人。当时，铁路职工大都忙于工作，家里的大小事务就全靠后方的女人操持，其中，邵阿秋当属佼佼者。1955年、1958年，邵阿秋还代表铁路五好家庭、三八红旗手先后两次到北京开会，曾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过，并与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亲密合影。
之后，随着铁路新村的迅速发展，铁路职工家属成立了家属委员会、铁路村幼儿园，由邵阿秋任第一任主任和园长。据陈吉英回忆，当时，这些繁琐的工作都属于义务劳动，但邵阿秋政治思想境界高，为人重情重义，尽管没有一分工资，依然干得热火朝天。
“当时，在阿秋的带领下，我们这的家委会还被评为‘全国先进家属委员会’，因为这里的卫生、治安、防火等都做得非常好，像卫生检查，阿秋都是戴白手套摸的，要求一尘不染，她还自己做了一个圆形的标志，哪家清爽、哪家不清爽，都会评分；晚上，妇女家属们会4个人一组，组成巡逻队四处巡查，提醒每家每户注意防火；生活中，谁家有产妇了，阿秋都会跟邻里打好招呼，轮流烧饭给她送去。”陈吉英说，因为邵阿秋的长期坚持，整个铁路新村互帮互助的氛围都很浓郁，邵阿秋在大伙心中的威信也特别高，只要她一发话，大家都一呼百应。
据另一位阿婆回忆，1966年，“文革”期间，任职家委会主任的邵阿秋还被作为当权派拉去批斗，“每次阿秋被带去批斗，我们都会提前到她家照顾小孩，给孩子烧饭，大家轮流去，谁也没落下”。后来，“文革”结束，心系居民的邵阿秋依旧活跃在家属委员会，为四方邻里办实事。
从繁华到落寞，二七社区几经变革，与老铁路的灵魂紧紧相依
1984年，盖茹爱搬到了他的第三套房子，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平房。房子里有两个8平方米的房间，一间厨房，一间餐厅，还有了一间1平方米的卫生间。有了这个卫生间，盖茹爱彻底告别了“倒马桶”的时代，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了。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有了新变化。
“随着铁路职工的日益增多，人多房少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由此，铁路局开始规划平房的改造。”盖茹爱介绍，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房屋建设不再是盲目地就地起楼，而是按照部门不同，有规划地在平房的基础上往上叠加，一个单位一个区域，这些被称为“铁路房改房”的房子还被标上了几条硬性规定：一、参加房改的平房原先必须有卫生间；二、按照工龄排序，谁的工龄久，谁的房子先参加房改。对于不能参加房改的旧房，则按照面积大小，以每月20~30元的价格出租给职工。
房改房造好后，按照职务分配给铁路职工居住，一般职工、股级以下的可享受70平方米；工程师或科级干部、工人技师可享受80平方米；高级工程师、区级干部、高级工人技师可享受90平方米。但在当时，很多实际住房面积都达不到规定的标准，怎么办？铁路局采用了房贴政策：如你的职务可享受到70平方米的房改房，但实际只分到了50平方米。这20平方米的面积，按照当时金华的标准，以142.08元/平方米的价格，一次性补偿给你；如果你没有分到房改房，而是出租公房的职工，除去出租面积，也按照142.08元/平方米的价格一次补贴到位。
房改房的售格则按照工龄、职务、技术等级等综合因素折算，除去七七八八的账目，盖茹爱的第四套50平方米的房子以9900元的价格买了下来，自此，再也没有搬过家。
虽然房子不大，但令盖茹爱兴奋的是，二七社区的生活环境却越来越好了，“改革开放后，铁路新村里的人愈加多起来，各种公共服务设施也跟了上来。上世纪80年代，铁路工人俱乐部造了起来，电影院、舞厅也有了。仅在二七路上，就有铁路食堂、行车公寓，整条二七路就是一个大菜市场，异常热闹”。
1996年，新的火车西站建成，行车公寓搬走，铁路食堂关门，二七新村陡然从繁华掉入了冷清。尽管这里仍然居住着好几千工人及家属，但热闹程度，已今非昔比。
前几年，二七新村和小花园社区合并，改成二七花园社区。在岁月的磨砺下，这里的建筑慢慢变得破旧，加上卫生条件差、住房面积小，有经济条件的“老铁路”第二代，都到市区别处买了房子。有的老铁路人，也住进子女的新家。如今仍然居住在二七花园社区的，大多数是老铁路人及家属，第二代、第三代已经不多。
今年8月31日，婺城区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明确市区二七区块旧城改造房屋征收范围，这意味着，二七区块又将迎来新的转变，但“老铁路们”高兴的同时，却难掩心中淡淡的离别愁绪，“虽然这里的房子又小又破旧，但是住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灵魂已经和这里紧紧相依，特别是一出门就能见到老朋友，还真有点舍不得”。
夕阳西下，几名老人围坐在巷子深处，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追忆曾经并肩作战的岁月，那些为金华铁路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光，每次聊起来，依旧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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