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朱妙贞：苦中有乐的下乡生活

　　17岁那年，她当上了老师

　　见到朱妙贞时，她已是68岁的老人，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看样子身体不错。说起曾经的艰苦岁月，老人的记忆一下子就打开了……

　　1946年，朱妙贞出生于金华城内，她是家中独女，自小就受到了父母的疼爱。朱妙贞幼时就喜好学习，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中的佼佼者。初中毕业前夕，班主任金老师带了班中7位尖子生去报考衢州一中，只有朱妙贞一人顺利考上。可惜家中传来噩耗，朱妙贞的父亲患了重病，为了省钱医治父亲，她只好放弃了高中的学业。

　　朱妙贞的母亲当时在居委会工作，经常与八咏楼附近的一所小学(现启明小学地址)的校长接触，该校长听说初中毕业的朱妙贞闲置在家，还未找到工作，就多次鼓动她的母亲让她来学校当老师，因为就当时受教育程度而言，接受过初中教育的朱妙贞已经算是“高材生”了，学校很缺少这样的人才。

　　想着可以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学习，考虑许久后，朱妙贞答应了这份差事。17岁那年，稚气未脱的她第一次踏上讲台，过起了执教学子的生活。“全校6个年级，只有9个老师，师源紧缺，我要教一到三年级的体育，四年级的语文，还有五、六年级的自然、地理”，朱妙贞说，虽然自己是全校年纪最小的老师，但教学任务依然繁重。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时刻谨记着母亲的教诲，“母亲对我教育很好，她说我少不经事，更应该跟前辈们虚心学习，因此，我每天都是最早到学校开门，打扫办公室、擦桌、拖地，晚上放学，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关好校门才走”。

　　因为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执教半年后，资历尚浅的朱妙贞就破天荒地拿到了学校的“教育积极分子”称号，校长还有意栽培她做学校的大队辅导员。

　　上山下乡运动，18岁的她因母亲而加入了知青队伍

　　1964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也就在这一年，朱妙贞的命运改变了。

　　“当时，金华也掀起了知识青年支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热潮，但我是独生子女，原本并不需要下放到乡下，可母亲是居委会干部，为了做好干部带头作用，她首先推荐我下乡”。得知这一消息后，朱妙贞并没有觉得特别委屈，“别人都说三年以后就能回城，我想着锻炼锻炼也好，怕什么。如今回忆起来，才觉得那时自己有多年轻气盛，天不怕地不怕。”朱妙贞说。

　　临别的气氛总是特别伤感，知道“朱老师”要走，学生们直抹眼泪，校长也是千万个不舍得，觉得一个知识分子跑去种田，实在屈才。但朱妙贞却云淡风轻，带着简单的铺盖和一个箱子就一头扎进了金华第一批下乡队伍。

　　当时，金华首批下乡知青共有18名，年龄均是十八九岁，最小的是16岁，这18名青年被分配至湖镇下库公社客路大队(当时隶属于金华县)，离金华三四十多公里。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关系，出发的那一天，大家聚集在人民广场，雄赳赳气昂昂地坐上戴着红花和红标语的汽车，那感觉，不像是去农村“吃苦”，更像是一群青年外出游玩。直到汽车开了一个半小时，眼前景色从城市的繁华变为农村贫瘠的泥巴屋，一群人才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了”。

　　“那天我们先到公社，后又被分到8个生产队，由大队的人领着来到不同的自然村，我和另外两位知青被分配到了一起”。下乡的知青每人有130元安家落户费，这笔钱看着金额不菲，但这钱包括造房、买家具、制备农具等一切生活用品。初来乍到之时，朱妙贞和另外两位知青都不敢擅自花费，没地方落脚的他们，先是住进了大队里的会计办公室，后又借住到了农民家中，最后三人合力才造好了各自的茅草屋，在小村里安定下来。

　　繁重劳作的日子里，她体会着苦中有乐的生活

　　刚去生产队报到的时候，正值9月份的农忙时节，农民们都忙着割稻子，朱妙贞也没闲着。每天早上7点，她就起床下地干活，一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翌日，又重复同样的劳作。

　　朱妙贞说，这还亏得以前在城市里劳动的经验，不然身体可真吃不消。“以前校园里也可以种菜。农忙时，学校还会抽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带我们去农村剥玉米、割稻子，有时我们也会去工厂车间打工，勤工俭学。”但农村到底不比城市，日积月累下来，朱妙贞也是瘦了一大圈。

　　不过，在繁重的劳动中，她却总能找到自得其乐之处。记得第一年11月份，正值冬日，朱妙贞与七八人相约一同去山中砍柴，当时农村实行封山禁林政策，山林靠外的一圈都不让人砍伐。一群人只好凌晨四点摸黑起床，打算徒步30公里进深山，因为路途遥远，大家闲来无聊，就一路走一路唱，合着《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歌声，这群背着扁担和砍柴刀的青年，嬉笑打闹着，将这份“苦差事”活生生变成了游山玩水的“乐事”，浑然不觉间，竟走完了陡峭的山路。

　　“进山以后，虽然不觉很累，但作为女孩子，我的体力还是差了一点，男孩忙着砍柴，我砍不动，就捡地上的干树枝，拾掇了20斤”。下山之时，已是下午3点多，朱妙贞一行看到对面山头也有几个人头在攒动，就扯开嗓子在大山的回声中互相聊起天来，这一来一回，聊天的乐趣令身上的疲乏又减了大半。

　　挑挑歇歇，晚上8点，大伙才回到了村子，村中一户贫下中农见这群“孩子”忙了一天，连口饭都没顾得上吃，主动招呼他们来家中做客，“他家连一片菜叶也没有，只好把地瓜炒咸了，当菜给我们吃”，朱妙贞说，那顿饭虽然简陋，但农民朋友的那份情谊，令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下乡半年后，由于心疼朱妙贞去农村吃苦，身患重病的父亲郁结心头，早早离世。之后，母亲随慰问团来农村看望女儿，见朱妙贞生活条件那么艰苦，便辞去了城里的工作，留下来陪伴朱妙贞。母女俩就此在农村定居下来。

　　7年下乡生活，她与农民缔结了深厚的感情

　　下乡的第二年，因为踏实肯干的品质，朱妙贞再次遇到了人生的转机。

　　一日，她与农民下地掰牛粪。“以前种地没化肥，牛粪就是最好的肥料，那时，牛粪要从牛栏里拉到田里，再由人工分开，当时也没手套，大家都是徒手就掰，臭不可闻”。犁好的一行地，每人分工各一行，将掰好的牛粪撒在地里，农民手脚快，三下五除二就掰好了，可朱妙贞是第一次，动作明显跟不上。谁知祸不单行，牛粪撒到一半，天上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其他人赶紧四散避雨，一回头，才发现朱妙贞怎么没跟上来？原来，觉得自己工作没完成，老实的朱妙贞不肯走，冒雨还在那掰牛粪呢！

　　“后来，大家一蜂窝地冲过来，帮我把剩下的牛粪都掰了，这件事，他们还在会上点名表扬我，说我原来是教书的，跑来干这种活，不嫌弃还这么认真”。朱妙贞说，因为这件事，生产队开始注意到她，后来考虑到村中小学需要老师，就将她抽调了过来。

　　回到讲台后，朱妙贞又兢兢业业地工作起来。“村小的教室是一户大户人家房子的大厅，一共三个年级，共30多名学生，原来有一位老先生，后来因成分不好下台了，学校就由我一个人撑着”。因为地方有限，孩子们都混在一起读书，给一年级上课的时候，朱妙贞就让一旁二、三年级的孩子自习，然后轮番教学，一天下来，时常累得口干舌燥，她却依旧乐在其中。

　　学校放假时，为了赚工分，朱妙贞就又从讲台回到田埂，挽起裤腿干农活。“那时工分男女有别，男的干活有10分，女的只有5分，像我们这种知识青年，干活差一点的，分数又比当地的农民低，男的最多给7分，女的只给3、4分，记得一年，我一年做到头才拿到16块钱。”因为收入不多，朱妙贞在家养了头猪，一日，她独自一人去水沟拔猪草喂猪，因为不熟悉水沟的情况，上来时，才发现两条腿都叮满了蚂蝗，“数起来有几十条，把我吓得够呛，那时也不知哪来的勇气，一边用手搓一边用脚蹬，把蚂蝗都揪了下来”。

　　1971年，湖镇下库公社要抽调首批知识青年回城，公社党委书记在挑选名单时，听说了朱妙贞这些年来的工作，很是肯定，将她和她同为知青的丈夫都抽调回到了金华。那年3月17日，结束了近8年的下乡生活，朱妙贞已从18岁的大姑娘变成了25岁的村妇，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撒在了农村，这连头带尾的8年，也让她和农民缔结了深厚的感情。

　　“走的那天，他们也哭，我也哭。当年进村，空着双手去，回来那年，农民帮我们推着2个独轮车的家当，从湖镇下库公社一直拉到了金华，三四十公里路，来回几个小时，这感情，能不深厚吗？”朱妙贞说。

　　如今，69岁的朱妙贞已从单位退休，但这么多年过去，她依旧与当时下乡时结识的农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年还会回村里看看老朋友，“有些是教过的学生，有些是一起干活的同龄人，有些是照顾过我的老人，但很多都已经去世。常有人觉得，知青下乡很苦、很累、很委屈，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样苦中有乐的生活弥足珍贵，因为以前大家那种互相帮助，善良淳朴的情谊，是现在体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