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金华的一个家族样本

　　文化巨人何炳松

　　何炳松是现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爱国人士，被誉为与梁启超齐名的“中国新史学派奠基人”。何炳松毕生尽瘁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学广博，著、译书20多种，论文50多篇，在历史、教育、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历史学最为丰硕，在史学理论、史学史、外国史、中国史、浙东学派研究等方面均有贡献，同时又是中国华侨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何炳松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1890年10月18日，何炳松生于金华城内的文昌巷。何炳松于1912年在浙江高等学堂毕业以后，以优异的成绩公费留学美国，攻读政治学和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史学专门训练的学者之一。“‘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国内‘民主、科学’思潮的兴起，西学的输入出现了一个新的热潮。在这一热潮中，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外，其他各种西方史学理论较以前也更为系统地向我国传入，何炳松正是这一活动的‘首唱者’和实践者。”龚剑锋这样说道。

　　龚剑锋表示，何炳松在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系统介绍了西方史学思想，特别是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并试图将中西史学糅合为一体，构建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交融中，为我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在此期间，何炳松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的史学理论著作。其中以翻译介绍鲁滨逊的《新史学》影响最大。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何炳松起了奠基者的作用，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1923年何炳松应聘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百科全书委员会第五系主任，参与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商务印书馆时期，也是何炳松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他的大部分著作、论文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比如其代表作《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浙东学派溯源》等等。从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到1935年调任到暨大，何炳松为商务印书馆呕心沥血。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兴盛和他是密不可分的。

　　为了把暨南大学办成一所名副其实的华侨最高学府，何炳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暨南大学是政府特别为侨居海外的侨民子弟归国求学而设立，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所华侨大学，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1935年6月至1946年5月，何炳松受聘担任暨南大学校长，前后共11年之久。这是他生前任职时间最长的单位，也是暨南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他执掌暨大以后，就对学校进行大力整顿，延聘名教授，安定人事，扩充设备，改良环境，重振暨南雄风。

　　说起抗日战争时期何炳松的爱国精神，龚剑锋仍是赞叹不已：“从上海孤岛到闽北建阳，面对险恶的环境和重重的困难，他始终坚持爱国立场，与师生互相砥砺，同舟共济，坚持办学，使暨南大学这所华侨高等学府岿然屹立，被誉为‘东南民主堡垒’，为华侨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暨南大学仍以何炳松题的“忠信笃敬”为校训，并立有何炳松铜像。

　　史学名家何炳棣

　　说起何炳棣，龚剑锋表示，何炳棣被大家公认为“才如大海”。何炳棣是何炳松的堂弟，清华大学毕业，50年前与杨振宁、李政道同船到美国留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获博士学位。龚剑锋认为，正是秉承客观公正、兼怀天下的历史观，何炳棣在明史、人口史、农业史及老子、《孙子兵法》研究上作出历史性贡献，著有《通史新义》、《新史学》等十多部专著，现为全美华人协会副会长。

　　1917年何炳棣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子赔款奖学金公费留美后，何炳棣于次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后，何炳棣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逊讲座教授。龚剑锋表示：“那时候何炳棣成为了讲座教授的首位华裔史家，那是非常难得的。”

　　何炳棣长期研究中国史，其英文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是20世纪人文社科方面唯一一部引起《伦敦泰晤士报》主要社评的华人著作；《明清社会史论》近年又被美国学术联合会选为历史方面最佳750部书之一；《东方的摇篮》则系统地驳斥了西方盛行的旧大陆文化起源于西南亚两河流域之说，而近30年来中国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何炳棣的结论。

　　近年，何炳棣研究重心转到先秦思想史上的一些关键性课题。2005年，何炳棣出版了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详述过去60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反映了早期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开拓思想、融合中西文化的学思历程。杨振宁说：“《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本自传，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位雄心万丈的学者的成功史，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忍负重的记录。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因为著者是有大成就的近代历史学者，也因为这位学者在书中无保留地讲了真心话。”

　　何炳棣在北美洲从事学术研究有半个多世纪，被西方中国学界公认为中坚人物之一，他和一般的海外中国学家不同，他跳出“汉学”这个狭窄的框架，广泛借鉴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成果，又能吸纳西方史学的种种长处。“他曾用西南联大同学、数学家林家翘的话说‘要紧的是不管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让我记忆深刻。”龚剑锋说道。

　　爱国市长何德奎

　　何德奎，字中流，1896年生于金华城内醋坊岭，1983年卒于上海，何德奎是何炳松的堂侄。1917年他以教育部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公费赴美国留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他也是中国最早的留洋MBA之一，其后继续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被选为哈佛大学中国同学会会长。

　　何德奎有个特殊身份——公共租界工部局首任“华人总办”。上任前，他发誓，“要在中国的地方为中国人办事”。他认为应利用这个机会尽量为中国人争权益、为公众服务。当时公共租界内的华童公学，由英国人管理，照搬英国小学教材来教育中国儿童，家长反应很大，他在工部局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力争华人教育自主权，最终英国总办同意增设华人教育处，改华童公学为工部局小学，争得了华人教育自主权，为广大上海市民子女提供了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

　　1937年8月13日，凇沪抗战失败后，何德奎掩护国民党军队谢晋元团残部撤退入上海公共租界，他们被软禁在一所工部局小学里，由外籍士兵看守。“他组织许多群众团体带上平民服装，轮流去慰问官兵，悄悄把带去的便装让事先商量好的士兵换上，再让士兵混在人群中跟出。”龚剑锋指出，何德奎利用“华总办”身份，使得不少抗日将士成功获救，维护了国人利益。

　　抗战胜利后何德奎任上海市副市长，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

　　1949年辞职后，何德奎先后赴香港、巴西、美国、加拿大，并在教育界任职，还考察各地的经济、教育状况。1958年回香港担任苏浙公学首任校长，一年后辞去校长职位，专门研究香港的地质及金刚石矿、黄金矿等。1974年，何德奎在周恩来总理的函召下，从香港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