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树”方葆元

　　上世纪80、90年代婺剧界有句话人人皆知，叫做“三棵大树，寸草不生”，说得是当时三位著名的婺剧编剧谭德慧、王杰夫和方葆元先生。前两位巳于上世纪末不幸作古，如今只有方葆元先生老当益壮，耳聪目明，这棵最后的“大树”依然玉树临风，根深叶茂。

　　他的枝叶繁茂，却只是以树的姿态默默站立，从不炫耀，更不喧哗，为人谦逊有礼。他的低调是有缘由的，因为当初家庭出身不好，他己经夹紧尾巴做了大半辈子的人。

　　方葆元是开化人，父亲是前清秀才，后来投笔从戎，成为北伐军一位团长，受伤后带着一笔钱回老家置业买地，不过这一买，就买成了个地主。方葆元从小在外读书，1949年高中毕业于当时的杭州教会学校惠兰中学(今杭二中)，响应政府号召去嘉兴参加土改工作队，半年后回来，才发现自已在指导分别人的地，别人也已经把他家的地给土改了。

　　由于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他被分配到嘉兴地委机要室，不过工作不久，就发现上面来了一份文件，要求将出身成份不好、历史有污点的人全部调离机要部门，果然第二天地委领导就来征询意见，问他愿调去哪儿。他有些茫然，眼见政治园地已不容落足，他这棵小树又该去哪儿生根？正踌躇间，隔壁院子里传来文工团排练的鼓乐声，他便应声去了地委文工团报到。以后文工团撤销，他想起报纸上报道的劳动模范陈双田，便主动要求去汤溪县文化馆，最后辗转来到浙江婺剧实验剧团。

　　进剧团时发生了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当时是供给制干部，每天待遇一斤四两大米，一月一斤猪肉加四两黄烟。到剧团后领导将他改成包月制，和当时的著名演员一样拿包银。第一个月发工资他傻眼了，竟然有上百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巨资，吓得他几夜睡不着觉，赶快找领导又改了回去，情愿再当那个每天一斤四两米，却感觉非常光荣的干部。

　　在浙婺当了两年乐队小头头后，一天团长陈平，一个非常惜才爱才的领导找到他，让他改成编剧。这可把他难坏了，不过契机很快到来，省文化局给剧团发来一箱十分宝贵的明清杂剧孤本，他就主动要求去啃这些孤本，从中学习编剧技巧。他整整啃了一年，在晦涩中寻找乐趣，从浩瀚中总结规律，觉得自已的根须正在伸进一片富饶的土地，周围一片花团锦簇，绿树成荫。

　　这个时侯剧团和社会上一样“大鸣大放”，号召向领导提意见，不知有意还是无心，每次他去学习，陈平团长就赶他回去：“你不好好在家看剧本，到这儿来干什么？”老人回忆，这一来还真保护了他，不然因为提意见，年青的他可能“反右”时就栽进去了。

　　看了一年剧本后手开始痒痒，便自己尝试着写大戏，第一个写出的是《九件衣》，在当时汤溪县婺剧团演出本基础上整理改编，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现一个惨烈曲折的古代公案故事。因为是小字辈，写出后浙江婺剧团不肯排，他依旧找汤溪婺剧团排练，由老演员叶阿苟担任主角。1957年此戏参加浙江省戏曲会演获得剧本一等奖，叶阿苟因为剧中的杰出表现获演员一等奖。头一炮打响，方葆元从此奠定了自已在戏剧界的地位。

　　1958年底他去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深造，在那儿完成了毕业作品《三请樊梨花》，但寻找演出剧团时又遇到了麻烦，当时浙婺因担负特殊演出任务没时间排，他只好又去找这时已改为江山婺剧团的原汤溪婺剧团，把剧团拉到上海，由上戏的专家们指导排练，费用也全部由上戏承担。

　　不久《三请樊梨花》在上海戏剧学院小剧场公演，连演四十五场场场爆满。接着移师杭州、金华，观众同样火爆，中国唱片厂还专门来录制了唱片，这在当年是非常了不起的业绩。

　　《三请樊梨花》从此成为方葆元的代表作，几十年盛演不衰，至今仍是浙婺院和许多剧团的保留剧目。

　　不久他和钱法成、巍峨合作，创作了大戏《卧薪尝胆》，也就是后来的《西施泪》。

　　1961年，命运又和他开了个玩笑，一天领导突然通知他下放劳动，“你今后就准备一辈子当农民了”。他和几个同事被送到石门农场，整天扛着锄头下地劳动。不过幸好“这一辈子”很快过去，半年后他又突然接到通知回团工作，回去后才发现，原来浙江婺剧团要准备上北京演出了。

　　生活总是这样，在为你关闭一扇门的同时，又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他把自己回团的喜讯写信告诉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杨进，杨进回信寄来一个写在参差不齐纸张上的剧本草稿，他一看心就提了起来，那个戏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双阳公主》。

　　《双阳公主》是一出在中国剧坛上流传多年的传统剧目，原名《前后日旺》或《珍珠烈火旗》，原先主题散乱不清，剧情有许多荒诞不合时宜的内容。杨进对传统主题作了集中提炼，人物也有了改动，激起了方葆元的创作冲动，他在杨进稿的基础上集中提炼，对人物关系重新梳理安排，尤其对主要人物双阳和狄青进行加强提高。剧本很快获得领导和专家一致赞许，被确定为浙婺进京演出的主要剧目之一，由当时己经崭露头角的新秀郑兰香出演女主角，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章琴亲自执导。

　　1962年方葆元随团进京，整天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之中，浙江婺剧团在京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他编剧的《双阳公主》和《三请樊梨花》作为主要演出剧目，也获得一致的好评。不过心里边总有点疙瘩，因为出身的原因，碰到有去中南海怀仁堂之类的光荣任务，他就得靠边让路，终于有一次他鼓起勇气向领导提出意见，也争取到两次进中南海的机会。

　　从北京回来后，方葆元就很少和古装戏打交道，因为那时已开始“大演现代戏”，古装戏只能靠边站了。不过他写现代戏同样精彩，在深入生活基础上，很快写出以陈双田为人物原型的大型现代戏《九峰山下》，反映金华人民改造低产田的《春到千湖》，还有反映现代劳动妇女的《双红莲》，都以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观众好评。后两个戏还引起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注意，著名电影导演孙瑜等人专程赶赴金华，准备将它们搬上银幕。

　　可是很快“文革”爆发，一切有关创作的梦想都成为泡影，方葆元作为“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判，起先他很害怕，不过很快发现自己仍然是个配角，游街时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地委书记等大领导，他们待遇“高”，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自己只能在胸前挂一块牌子。

　　命运在不断鞭挞的同时，也不时让他品尝温馨与真情。一次在常山农村改造，造反派吃饭时不让他们接近饭盆，怕这些“牛鬼蛇神”乘机在里面下毒，饭菜只能由贫下中农打给他们。于是吃饭时，他就常常发现老乡们埋在碗底的鸡蛋和肉。回城那天，民兵连长突然宣布他们的行李全部集中拿去检查，回金华打开重新捆扎的行李，才发现里面装满当地产的桔子，这让他们倍感温暖。不久获得“解放”并随剧团到衢州演出，还特意将这些房东与民兵全都接来看戏。

　　在有心人眼里，即使是非常恶劣的环境，生活中也处处有创作契机。1971年，他在衢江边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村里劳动，那儿的沙土地只能种花生，他却灵机一动，在一个工人“集体创作”剧本基础上写出了《半篮花生》初稿，不过那时没有“版权”这一说，剧本很快被省里调来大批人马改成越剧，拍成电影红遍了全国，不过署名已没有他的份了。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方葆元确实有一种再生的欣喜，他把根须深深扎进婺剧的土壤，灵感又同春天的绿叶一样常青。重新审视自已的创作，他与合作者胆子大了许多，原先的《卧薪尝胆》不敢写西施，唯恐被说成“美人计”，而如今不需要这么多顾虑了，他们立刻选择西施为主角，剧名也改为更加吸引人的《西施泪》。本子很快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舞台艺术片，由郑兰香出任主角，婺剧也由此又出现一个令人欣喜的艺术高峰。

　　没有抱怨，只有勤奋，一台台新戏就这样在他的笔下不断涌现，《君子亭》、《水月庵韵事》、《火烧子都》、《江南第一家》(与人合作)等。他还和钱法成、巍峨两位老友结成“三友剧社”，不断推出新作品。

　　近二十年来，方葆元又迷上了书法，觉得那是另一个趣味横生的园地，柳体、颜体、草书……样样乐此不疲。他当上了市老年大学的书法教授，市老年书法协会顾问，一教就是四个班级。

　　以树的姿态回首人生，方葆元常常会感叹当初政治运动太多，贻误了许多精力与时间。不过在旁人看来，这棵大树已经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了。尤其是他的剧作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剧情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总是让观众感觉亲切耐看。

　　这棵大树如今依然健旺，不过他的果实已经落地，而他的躯体也已经被婺剧剪裁成许多有用的板材器具，在许多戏迷心中久久地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