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伟大，我们总是把它与安邦定国，拯救苍生，或者提领千军、叱咤风云联系，似乎只有这样的人物才称得上伟大。可是我在这儿要说的却是另一种伟大，另一位值得我们去顶礼膜拜的人物。
这个人的身份并不高，甚至可说是卑微，只是个婺剧艺人，在农村草台班社演了大半辈子戏。演员在旧时代身份低下，属于“下九流”，只能和娼妓乞丐排在一起，死后牌位不能入祠堂。而且一度他也的确捧过讨饭碗，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乞丐。
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没读过什么书，虽然粗识些文字，但提起笔来总是错别字连篇。就连他的外形也不怎么样，瘦小的个子，虽说是个演员，却离着潇洒魁梧差得很远。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硬是凭着记忆口述了大小上百个剧本，其中有婺剧高腔剧种的全部大戏十八本，其他小戏或折子戏剧目约八十个。400年婺剧留给我们的剧目总共约500多个，光他口述记录的就将近占五分之一。没有这个人，如今的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婺剧将会残缺不全，其中的高腔部分近乎全军覆没，今天金华文化的许多美丽都只能是风中的绝响，水中的泡影，我们只能空对着历史去嗟叹、凭吊、追悔，却再也无迹可寻。
他的事迹，甚至引起过周恩来总理的注意。
这样一个人，你能说他不伟大，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吗？
老艺人名叫江和义，1876年出生于兰溪游埠，13岁那年进金华的婺剧郭品玉班学艺。31岁起在衢州文锦三合班、兰溪包品玉三和班搭班唱戏，先演小生，后攺老生，又演丑角，他表演能力很强，善于将当时当地事物、当前形势溶入自己的演出，出口成章，天衣无缝，妙趣横生，所到之处很受观众欢迎喜爱。
不过江和义到处受欢迎，还不仅因为他的表演，更因为他是当时婺剧界为数不多的“总纲先生”。这样的身份如今鲜为人知，甚至都令人难以想象了，但在当时的婺剧草台班社，这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那时婺剧演出剧目分两种，一种是“骨子戏”，原有剧本从先人那儿流传，演出时须按剧本演绎不能随意胡来。但大部分剧目，尤其乱弹等声腔当时是没有剧本，或者仅有很少几个剧本，大部分是师傅口授流传的故事或提纲。这些提纲故事都装在“讲戏先生”肚子里，演出开始前由这位先生先把故事告诉大家，然后有的放矢现场指点，告诉演员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这次上台要去干什么，踫到谁该唱几句词，做些什么动作，最后演员按他的指点上台即兴发挥，这种演出形式叫做“路头戏”。
“路头戏”演出时还有个比“讲戏先生”更高一级的“总纲先生”，这类先生不仅掌握故事，更熟记许多“赋子”，就是应对某种舞台场景的固定唱词，例如赶考时有赶考的“赋子”、一见钟情时有钟情的“赋子”，排兵布阵时有打仗的“赋子”等，每种场景都有相应的固定“赋子”，少则四句，多则八到十句。大班社或有重要演出，就由总纲先生提领指教，不仅告诉你故事，还教你“赋子”，演员们按他的指点上台铺阵演绎，完成通宵达旦的演出。
通过我短短的描述，你一定领略到“总纲先生”的重要性了吧？对，他某种程度上就是婺剧班社的“灵魂”，有点类似今天的导演加编剧，是当年婺剧演出时的关键要素。
江和义粗识文字，人很聪明，记忆力又好，什么戏演过几遍就烂熟于心，理所当然成为所在剧团的“讲戏先生”。他又极为热心，剧团里不管谁有事无法登台，他都会自告奋勇前去顶替，今天小生没人演，他去做小生，明天老旦病了，他去反串老旦，还会吹笛子拉二胡打鼓板。久而久之，剧团里什么行当他都干过，什么角色他都演过，婺剧高腔班中所有的剧目，唱词乐谱全烂熟于心，他成为婺剧班社中一位难能可贵的“百搭”，什么都会都懂的“总纲先生”。
1921年开始，江和义辗转在兰溪芝堰等地班社教戏，当时的社会战祸频仍民不聊生，人们饭都吃不饱，自然更无心无力看戏。婺剧班社三三二二散伙，艺人们流离失所，老先生最终也只能沿街乞讨，在某个荒郊野外的凉亭栖身。
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政府便开始抢救传统剧目，1950年后江和义先后加入衢州实验婺剧团、浙江实验婺剧团。1956年浙江婺剧团成立，更是把“抢救传统剧目”做为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江和义被吸收进团成为正式职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回忆口述剧本。团里专门安排几个有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年青骨干，陪着他一字不拉、一个音符不漏地详细记录。
这一记就像是打开了一座艺术宝库的阀门，一个个当时已经踪影难觅的古老高腔剧本，就在他老人家滔滔不绝的口述中，原原本本地再现人间。《槐荫记》、《合珠记》、《前后葵花》……十八本婺剧高腔的看家大戏，几十个折子戏或小戏。他不仅能口述剧本，还能演唱全套的演出乐谱，形成一个个完整无缺的剧团演出本。
据当时为他记录文字的著名编剧方元回忆，这个人的记忆力确实非同小可，什么本子口吐时都清清楚楚有头有尾条理清晰，稍加整理就是个完整剧本。有些时侯他怀疑老人家记错了，但事后仔细核对，却发现竟是自已错了。老人还十分认真，容不得你有什么改动，有一回方元自作主张把他口述的一段文字悄悄作了改动，老人发现后翘起胡子，把他大骂了一顿。
婺剧名角郑兰香记得，那时江和义常常教她们练唱，婺剧高腔的演唱难度很大，老人家就叼着根长长的旱烟筒，在旁边一丝不苟听着，谁唱得好，他就笑咪咪地过来洒几滴花露水以示表扬。谁唱错了或腔调不准，他的烟筒就会毫不留情地落在谁的腿上。她自己就曾挨过这样两下，不过那痛楚，立刻就会消失在终于掌握演唱方法的喜悦里。
江和义口述的这些剧目，如今都完整无缺保存在浙江婺剧院资料室中，成为婺剧不可或缺的宝贵史料。一些剧目经过整理重新演出，在全省及华东会演中轰动一时获得大奖，有的至今仍活跃在各地舞台，成为婺剧团十分珍贵的保留剧目。
郑兰香还记得，1962年剧团进京在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曾专门提起过江和义的贡献，总理听后十分感动，交代说：“你们回去后代我向江和义同志问好，下次我有机会去浙江，一定要去看望他。”
不过老先生却再也无法享受这份巨大的幸福了，第二年就不幸因病逝世，婺剧界为他举办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当时金华地区的专业剧团全都派出乐队，敲敲打打一直将他送进墓地。那场面声势，用一个目睹盛景的老人形容：“比随便哪个领导的场面都大。”
如今的国内学术界有一股“民国热”，提起民国来什么都是好的。可是我想，若果江和义老先生活着的话，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他要说的，肯定是另外一种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说法，那就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不是吗？在民国他只是个戏子，一个乞丐，眼看着就要成为荒郊野地的孤魂野鬼。是新社会让他起死回生，不仅丰衣足食重操旧业，还成为“文艺工作者”，浙江省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这样的变化，不是天翻地覆又是什么？
这就是江和义，一个原本卑微，却因为欣逢时代而变得伟大起来的人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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