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焜：一个部队军医的抗战记忆

　　1 考入陆军军医学校，加入中国远征军

　　杨元焜出生于1919年12月27日，当时住在金华城区的旌孝街，那时候叫“义乌门”。他们家的条件很一般。杨元焜父母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杨元焜排行老二。在当时的城东小学读了6年，高小毕业后，杨元焜便进了甲长第四期训练班。杨元焜说，当时的甲长训练班分四期，他记得第二期在后城里，第三期在东藕塘，第四期在安地。

　　进入甲长训练班没多久，杨元焜在机缘巧合下考进了在浙江的护士讲习所(后来改成了浙江救护总队)，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训练。1941年春，杨元焜在丽水的碧湖主动报考考入中央陆军军医学校，那里也是浙江的救护联合总站所在。

　　当时，中央陆军军医学校已经迁到贵州安顺，杨元焜在那里学医一年，是第七期军医速成班的学员。当时学校的教务处长叫余少卿，是全国著名的“第一把刀”。眼科的教官是陈任，教育长是一位少将，叫张建。有了前辈指路，也让杨元焜更坚定地走上了学医之路。

　　毕业后，杨元焜被分配到一线部队预备第二师，当时的师长叫陈明仁，中将。而杨元焜就在预二师的师直属卫生队，担任三等军医佐军医。卫生队的队长叫孔宪武。与杨元焜工作的有三等军医正军医程少舟(相当于少校)，一等军医佐军医李植(相当于上尉)等人。

　　陈明仁是一个很严肃的人，纪律严明。杨元焜见到过一个军需处的军官贪污，一个劲对师部参谋长说：“救救我！救救我！”参谋长跟他是亲戚，帮他求了情，还是没救下来，那个军官被枪毙了。另一个军官嫖娼，被陈明仁知道了，就命令将他两只鞋子挂在脖子上，在昆明街头游街示众。

　　预二师此前一直在贵州、四川一带活动，除此之外，在贵州的黔西、四川的叙永县等地方也待了一年不到的时间。1942年，部队驻防于云南昆明的安宁县。

　　1943年，预二师加入了中国远征军序列，隶属第六军。杨元焜就跟着部队一直驻守在惠通桥一带。

　　在云南驻防时，日本人已经打到龙陵一带，前线战败的部队，像流水一般退下来，有从缅甸回来的200师，还有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部队。

　　“那时候预二师就要一直收容在前线战败部队的官兵们，收容下来的一部分被送到兵站，一部分就留在了部队。”杨元焜回忆道。

　　说起那时候自己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杨元焜表示莫过于得了斑疹伤寒，躺在病床上，发烧到41℃的事情了。“虽然我自己是医生，但生病的时候还是束手无策。第一天就发烧到41℃，一直烧了14天温度才慢慢地退下来。”杨元焜回忆道，“生病的时候一下床就感觉天昏地暗的，站都站不住。”当时杨元焜的三个同班同学都得了斑疹伤寒，住在安宁县的卫生院里，这个斑疹伤寒很厉害，基本是医不好的，得了这个伤寒基本就被判死刑了，很多得这个病的战友都死了。

　　2 参加腾冲反攻战，在前线抢救伤员

　　斑疹伤寒病医好后，杨元焜回到了预二师。一开始，预二师的部队化整为零，以营连为单位在当地打游击。杨元焜说，除了跟日军打仗之外，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初腾冲县(当时是沦陷区)有个县维持会长，是部队的内线，帮了部队不少的忙。“他的名字叫张德辉，可以说是我们派到日军的情报员。每当日军有什么大扫荡的活动时，他总会想尽办法给我们传达消息，日军大部队来了，我们就避开。日军小部队来了，我们就打他。”杨元焜说，“有一次还因为张德辉提供的情报，第七连连长许笃率部队打死了许多日本鬼子，夺得了日军的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十匹大洋马，后来因功升官，升为第三营的营长。”

　　1944年5月，杨元焜跟随着部队翻越高黎贡山打到腾冲。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实施了腾冲反攻战。集团军所属的第53军、第54军，共5个师——预备第2师、198师、36师、116师、130师先后投入了战斗。预二师卫生队就驻扎在腾冲郊区的野外，负责部队的伤员治疗工作。“当时腾冲是沦陷区，守腾冲的是鬼子的一个联队，有1000多人。”杨元焜说。

　　打仗前，杨元焜被分配到五团卫生队当队长，少校军衔。那时候，预二师五团卫生队有40多人，有担架排、掩埋排，除了医生、护士，还有看护兵。杨元焜说刚到部队报到那会儿，五团的团长和副团长见了他很高兴，送给他一把左轮手枪，是美国货。

　　闲着没事，杨元焜总爱掏出手枪来把玩。有一次，不小心枪走了火，子弹出膛，右手食指旁一块皮掀掉了。后来团长得知后，就把手枪收回去了。

　　回忆起打仗时的情景，杨元焜说：“战斗打得相当激烈，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也来参战。先是侦察机出动侦察，侦察哪儿有日本鬼子的碉堡，在部队冲锋之前，又出动轰炸机把日本鬼子阵地炸了一遍，一颗颗像黑酒坛子一样大的炸弹甩在敌人阵地上，真够痛快的。”

　　“日军阵地上的碉堡密密麻麻，鬼子一缩进去，就再也不肯出来。部队冲锋时，硬冲伤亡太大。美国教官给了部队很多火焰喷射器，说是攻坚战的好帮手。那家伙可厉害了。隔着老远，一团火苗冲出去，一路烧进鬼子碉堡，只听见碉堡里一阵又一阵哭爹喊娘的惨叫声，有的日本兵浑身是火从里头爬出来，有的日本兵头顶上的钢盔都被烧红了。”杨元焜兴奋地说道。

　　部队的医院分好几种，有陆军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而杨元焜所在的地方，是五团团部，是最接近前线的地方。他们只看到了一个个伤员被抬进来。杨元焜感慨道：“打仗期间我还记得，第五团的团长就在一次战斗中被日本鬼子用枪打中了。”当时，第五团团长李颐见一个日军据点久攻不下，一连冲锋好几次都被打退了。那一天李颐爬上了高处准备侦察日军情况：“怎么还打不下来？”话音刚落，李颐就被日军狙击手“嘭”地一声击中头部牺牲了。李颐团长年仅而立，死后被追晋少将，他是腾冲攻城作战中我军阵亡的最高指挥官。

　　五团团长阵亡后，新团长也是东阳人，是黄埔第五期的，叫张鉴之。听说以前在蒋介石位于贵阳的公馆当过警卫连长。

　　3 子弹就在头顶上飞过

　　一打仗，受伤的总是冲在最前线的士兵，其中不乏连长、营长之类的，杨元焜医治的伤员中就有一位连长。“当时候他的情况就是子弹打中了胸口，还好没有伤到内脏，送到我那里的时候，连长就问我他是不是要死了，我当时就告诉他，不要紧的，这一点小伤一个星期就好了。”杨元焜说，“听了我的话以后他不是很相信，有空就问我是不是病得很严重，后来过了一个星期，他果然可以上前线了。”

　　杨元焜回忆，当时在前线的除了军医以外，还有一些从军医学校毕业的实习生。听到炮弹从头顶飞过，学生们都吓得不轻，这时候杨元焜就教给他们一个识别的方法。“要是听到呜呜的声音就不用怕，你就干自己的事情不用去理会，要是听到咻咻的声音，你就赶紧趴下，这样就没事了。”说起自己识别炮弹的方法，杨元焜显得有些自豪。

　　光复腾冲以后，由于减员比较严重，部队在原地进行了休整。休整完毕后，部队就一路打到芒市、大黑山、畹町一线。打到大黑山时，杨元焜已经是第五团团卫生队的队长，升为三等军医正军医，少校军衔。

　　大黑山在中缅交界处，有一次，杨元焜带着勤务兵罗复胜到团部前沿指挥所办事，日本鬼子的一发掷弹筒炮弹刚好打到团部指挥所的边上，把罗复胜吓个半死。回去的路上，他一直说，再也不跟杨元焜上前线来了。

　　罗复胜是四川宜宾人，只比杨元焜小两三岁，也是他的徒弟。后来，抗战胜利后，罗复胜跟杨元焜说要回家探亲，杨元焜就准了他的假。他回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杳无音讯。

　　说起自己在前线看到的情景，杨元焜至今还是记忆犹新。那时候在高黎贡山，一场战斗过后部队就退回到那里，当时士兵们都睡在地上，头顶经常能看到敌人的子弹飞过。由于山区海拔4000多米，不光饭烧不熟、连水也烧不开，每场仗都打得惊心动魄。等部队打了胜仗后，山上的几条通路也被部队占领。

　　部队打胜仗时，也会有伤亡的情况发生。在怒江高黎贡山一带，杨元焜还碰上了狡猾的日本鬼子在部队周边安放土地雷的情况。第二营营长是一位西南大学的毕业生，在一次疏忽中，刚走出部队驻地的他就被地雷炸伤了左膝盖的关节。“那威力大得很啊，不光他，还有好几位士兵都碰到了地雷，我就跟他们说不要害怕、不要紧的。”杨元焜表示。

　　部队打到畹町后就与中国驻印军顺利完成会师。

　　之后，杨元焜所在的部队就被调回昆明任城防部队，在那里待了两年多。1948年，杨元焜所在师的师长是杨宝毂，他任师野战医院院长，中校军衔，在江苏南京、句容，安徽芜湖一带驻扎。

　　解放初期，杨元焜回到家乡金华。1950年，杨元焜与王云英结婚，一直在山口村居住，并在那里参加土改。1951年，县卫生院负责人知道杨元焜当过军医，就到村里来动员他去组建“芙塘区联合诊所”，一年后改称为“卫生所”，先是民办的，后来变成公办。

　　1952年9月，上级见杨元焜多才多艺，会治病，还会打篮球、吹口琴，就把杨元焜调到鞋塘中学(艾青中学的前身)当校医，一直到1980年退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