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炳章：我目睹了日本鬼子的暴行

　　1 就读的小学校舍被日本飞机炸毁

　　方炳章告诉记者，他的老家在金东区塘雅镇含香村，因为村里抓壮丁，后来爷爷奶奶就逃到后城里当了长工，于是一家人就待在了后城里。在后城里，奶奶生下了了大伯，父亲，还有姑姑。当时，后城里的房子并不大，只有两三个房间，一家5口人，很是拥挤。于是，方炳章的父亲便到城南的汪家店租了三间房，方炳章就出生在汪家店。

　　方炳章一家有7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他自己。在方炳章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生活是贫苦的。他说：“我们一家7口人靠租种地主的8亩薄田度日，根本没钱读书，家中无一人识字，也因此常常会被别人欺负。”

　　因此，父母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1937年，11岁的方炳章才有机会到通济桥北的吕王殿读小学一年级，那时候的他一边读书，一边帮着家里干农活，很是辛苦。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打到了上海。上海沦陷后，日军的飞机时常会在金华老火车站一带轰炸，“当时我们上课都没有办法上，一听到有人敲钢轨，发日军飞机来的防空警报，我们就赶紧四处逃窜，生怕被日本鬼子的炮弹炸死。”最终，马门头市场被炸，小学所在的门口也没能幸免，被日军炸了。当时，在老百姓中流唱着这样一首歌谣：“八月十三，八月十三，日本鬼子开到上海来，开大炮，投炸弹，杀死同胞千千万……”这首歌谣就一直深深印在方炳章的脑海里，不能忘怀。

　　第二年，方炳章便到了通济桥边的关王庙小学读二年级，可恨的是，刚上学没多久，关王庙小学也被日军炸毁了。没有地方读书了，方炳章又在董宅的短期小学读了一年。后来，中村的一个庙里又办了一个小学，好不容易，方炳章才在这里读到了初小毕业。

　　杭州沦陷后，1942年，浙赣战役爆发，日军向金华一带发动了进攻。此时的方炳章已经在城南水镜寺小学读高小六年级上册，而他对于当时的时局也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接到当时县政府的通知后，村里的保甲长就组织村民去破坏交通要道。方炳章和同学王德禧便跟着父亲来到东关、十二里、十八里等地将交通要道毁坏，并挖成人字形，以此来阻挡日本鬼子的通行。

　　当他们在挖路的时候，忽然听到城中传来一阵爆炸声，父亲告诉他们：“这是中国军队正在炸断通济桥。”原来驻在金华的中国军队79师，想炸断通济桥来阻止日军进城。

　　年幼的方炳章明白，此时的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金华也越来越危险了。

　　2 家里的财物被抢光，房屋被烧光

　　知道日军就要来了，方炳章的父亲便想办法把家里的粮食和财物都藏起来。“父亲在牛栏底下挖了个洞，把稻谷放进去，再用木板盖好，木板上再放上稻草、牛粪。同时，把家里种的甘蔗、毛芋换来的铜板埋在灶台的灰膛下面。又把带不走的冬衣、棉被藏在了门口的稻草垛里。”安排好这一切之后，方炳章的父亲便带着一家人跟着外公逃到了雅畈镇汉灶村的姨婆家避难。

　　但谁也没有想到，日军从另一方向迂回过来。方炳章说，1942年的五月初五，正逢端午节，那天，当全家人正准备过端午吃粽子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说日军从武义经过南山向雅畈打过来了。来不及多想，一大家子人便拼了命地往上岭殿方向逃。在上岭殿躲了两天，好不容易等到日军走了，大家才战战兢兢地从山上下来。回到姨婆家一看，看着眼前的一切大家都惊呆了：墙壁被砸穿了，箱子被撬了，里面的一些贵重物品也都被日本鬼子抢走了，更恶毒的是，锅里、水缸里、米瓮里全是日本鬼子拉的大便。同时，他们还抢走了村里的鸡鸭牛羊。

　　1942年5月28日，金华沦陷，日军侵占了金华。不久，方炳章的父亲带着一家人回到了城里租住的地方。可回家一看，这哪里还像是家啊？“三间平房，两间茅房和门口的稻草垛都被烧光了，就连藏在地下的粮食和铜板也被抢走了。”方炳章回忆说，“我们一家人没地方住，也没东西吃，只能住在邻居家，靠着向别人借粮食、挖野菜为生。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3 两次被日本鬼子抓去当苦工

　　“那一年的6、7月里，日本鬼子时常会到城南来扫荡，老百姓的鸡鸭牛羊等都被日本人抢走，他们还到处抓人当苦力，我就亲眼看到过三个日本鬼子轮奸邻居大嫂，而我自己也被两次抓去当苦工。”1942年，对于方炳章来说是痛苦的一年。

　　16岁时，方炳章和同村的黄增香、应顺玉一起被抓到了高畈村，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鬼子把大砍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然后说了一通日语，汉奸翻译说：“如果你们敢逃跑，就要杀头。”三人吓得动也不敢动，在忐忑中，方炳章熬过了一夜。第二天，日本鬼子要方炳章三人去挑行李和子弹，跟着他们到安地镇上扫荡。“一路上，鬼子看到老百姓逃跑就开枪打死，到处都能看到被打死的老百姓，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方炳章回忆说，“那画面惨不忍睹。”到了安地之后，日本鬼子又是毁房子又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第三天，鬼子逼着方炳章三人挑行李到江北罗店镇的一个村子里去，那里是鬼子的驻地。半夜里，方炳章和黄增香、应顺玉商量着要逃跑。趁着鬼子熟睡的时候，他们悄悄地逃走了。“我们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从小路涉婺江水，好不容易才逃回了家。”第一次，方炳章有惊无险地逃出了虎穴。

　　那一年的秋天，方炳章又被日本鬼子抓去了，这一次他被日本人带到了他们正在造的飞机场安排挑土。“日本鬼子不给吃不给喝，还不让休息。我亲眼看到，有些人实在饿得没力气挑土，病得很严重，坐下来稍微休息了一会儿，这些人就被日本鬼子拉到了江边。被日本鬼子打死了，那时候的婺江水都被老百姓的鲜血染成了红色！”有一天晚上，趁着天黑的时候，方炳章从飞机场里逃了出来。就此逃过了一劫，活了下来。可日军对中国老百姓的暴行，却深深地印在了方炳章的心里，永不磨灭。

　　4 五位亲人在细菌战中死去

　　1942年秋天，日军在金华发动细菌战。受细菌战的影响，方炳章的五位亲人相继离开了人世。

　　“我的大伯父方景瑶死于烂脚，父亲方景有于1942年7月死于伤寒，五天后，我的二哥方炳贤也死于霍乱，之后便是外公徐基德和外婆也相继死于伤寒和霍乱。”说起这段悲痛的历史，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一度哽咽，他说，“我对日本人真的是充满了仇恨，细菌战一下子夺走了我五位亲人的生命！”方炳章告诉记者，自己也曾是细菌战的受害者，曾经患过疟疾和烂脚病。“患了疟疾之后，有时候冷起来要在身上盖好几床被子。烂脚病发作的时候，真的是痛不欲生。”几经周折，一二年后，方炳章终于把烂脚病给治好了，但他的左脚却因为烂脚病而留下永久的疤痕。

　　在家中五位亲人连遭不幸后，方炳章怀着对日军的刻骨仇恨，决心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去。那一年，他和表姐徐宝芬，以及一位远房亲戚徐小莲共同参加了由表哥倪玉书领导的金兰浦抗日游击大队，倪玉书原来是中国军队第五军的工兵营营长，后来回到家乡结婚，因为战乱，交通不便，部队回不去了。他就在金华一带拉起了抗日队伍。

　　游击大队的工作是专门捉汉奸，打鬼子。方炳章成为了一个小哨兵。不久，游击大队并入中国军队独立第33旅，当时双方在一个庙里开了一个动员会，33旅的旅长和游击队大队长倪玉书都上台讲话，鼓励士兵们英勇抗日，这下子，方炳章对于抗日的劲头更足了。

　　之后，部队奉命调到福建省沙县镇头镇，经过江山、江西上饶，一路徒行，最后才辗转到了福建沙县镇头镇。在这期间，徐小莲因路途的奔波以及病毒的发作，而死于江西河口。

　　到了沙县镇头镇以后，部队到前线去打日军，而表哥倪玉书则留在茅坪村当了留守处主任。1943年春天，倪玉书把方炳章和表姐徐宝芬带到沙县镇头镇小学读六年级下册。小学毕业以后，方炳章考取了当地的一所“难民学校”——福建沙县师范学校。表哥倪玉书也调到南平当军用仓库的库长。在学校里，方炳章始终没有忘记宣传抗日，他会和同学一起到街头宣传抗日，张贴抗日标语——“抗战必胜，日本必败”。

　　在沙县师范学校学习两年多以后，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中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那一天，全校的师生都高兴得不得了，大家激动地手舞足蹈，敲锣打鼓，鞭炮声一阵又一阵，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那一天，对于方炳章来说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5 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贫寒出身路坎坷，数度受难命几何？家破人亡恨日寇，妻离子散冤人祸。幸亏跟党干革命，直指前程路广阔。从教终身南北转，回金教研忙中乐。”这首《路》是方炳章一生的真实写照，方炳章这一生可以说是先苦后甜，他说：“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沙县师范学校是在农村，我们吃饭时用的都是毛竹筒，菜也都是自己种的芥菜、橄榄，把橄榄腌制起来可以够我们吃很久。早上喝稀饭，就着几颗腌橄榄下饭，一天只有8两米，那时候吃的东西哪有现在多，生活也远没有现在幸福。”方炳章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一到晚上我就看不见东西了，得了夜盲症。还好我的班主任，他知道情况后，就马上给我两块钱，让我去镇上买了二两猪肝。猪肝买回来以后，老师说让我把生的猪肝切成片，就着锅灰吃下去就会好了。果然，第二天晚上，眼睛就看得见了。”

　　抗日战争给方炳章带来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因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所以，对于方炳章来说，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日本首相安培晋三4月29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通篇回避了前首相村三富士谈话中提及的“殖民统治和侵略”、“道歉”的措辞，有意掩盖侵略历史，这让方炳章感到非常愤怒。他说：“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我家就有5个亲人去世。我们要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绝不能让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