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图：我们在流亡求学中抗日救国

　　国耻教育是那个时代学校教育的一大特色

　　申图出生于1925年1月，原名申屠琛。说起自己的流亡求学之路，申图表示，跟小时候的国耻教育有很大的关系。申图对记者说，最难忘的是几任校长张印通、方豪，包括浙大校长竺可桢的人格魅力给他的影响。他说这些校长都是非常爱国的，他们影响了一大批学生的人生选择。

　　在小学时，申图还记得在校园的外墙上都画有中国地图，有助学生对国家观念的形成，老师告诉学生们，中国地图就像秋海棠叶一样，被列强蚕食，千疮百孔。

　　由于日军飞机对金华城区的轰炸，方豪带领金华中学全校师生，搬迁到澧浦、蒲塘、长庚一带，后又搬迁到武义俞源。1942年5月，金华沦陷，金华中学不得不临时停课。1943年2月，转移到缙云金竹、棠慈重新开学。

　　当时金华中学的初中历史课，在校长方豪所在村的方家祠堂里，教师李韦平曾讲述1841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不但林则徐的形象深入人心，至今申图还记得广东有个不战不和的叶名琛。除此之外，在老师的国耻教育中，申图还记得曾说过的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故事。

　　在丽水碧湖，从各地流亡到那里的中学，在当时省教育厅的组织下，成立了浙江省立联合临时中学，简称联高。在碧湖，还有个战时儿童保育院，那些难童们在一次唱《松花江上》时，随着“九一八，九一八”的歌声，全场嚎啕大哭；来自沦陷的杭嘉湖地区的同学们，有些甚至还是12岁上下，校长张印通带着他们夜睡稻草，徒步千里到碧湖安身。申图有一个同学叫郦伯瑾，是诸暨人，其父亲是宁波中学颇有名声的数学老师，他初中进入宁波中学，高中考上绍兴中学，后又转入宁波中学，都是当时流亡中的学校。中学时期，郦伯瑾一共转移了6个地方，才完成了学业，比申图还多了一个。在读书时，晚上同学们倚着小池塘边上的栏杆，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一放学，往往一个教室就会响起抗战歌声，临近教室互相应和形成雄壮的大合唱。郦伯瑾在他的遗作《郦伯瑾文集》中写道：“国耻教育是那个时代学校教育的一大特色。”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在爱国老师的指导下，一群爱国青年便去发传单、传送消息、参加救亡活动。联高的同学大部分人是从敌占区或半沦陷区过来的，感受过亡国奴的生活是什么滋味，有些虽未曾碰到过敌人的刺刀，但也受过炮弹的威胁。

　　申图就是其中受过炮弹威胁的一员。“一次是日军飞机轰炸金华，硬生生地把学校赶到了乡下；一次是逃难上山后，眼睁睁地看着炸弹在自己村子方向落下；另一次在迁校逃难中，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就在头顶前面落下，我幸运地躲过一劫。”申图回忆道，“每一位同学来到这里的经历虽然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都尝尽了日军侵略的苦头。”

　　回忆起自己六年的中学生涯，从明窗净几、玻璃房画室，转向祠堂庙宇、臭虫蚊子，申图不禁感慨万千。1940年，他考取联高后，去丽水碧湖入学。晴天带一蒲包饭，去林间逃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晚上才能回到学校上课。由于逃难，学校曾有一段时间还被迫停课。 1942年秋，学校在青田的刘伯温庙复课，1943年，申图高中毕业。在申图的记忆里，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学生的人文主义关怀，至今令人难忘。

　　热血青年应投笔从戎，抗日救国

　　1943年，申图考入浙江大学土木系，那时学校已经迁到贵州的湄潭、永兴一带。申图只身从丽水出发，到福建建阳时，得了冷热病近半个月，在录取到暨大联高的同学吴兆契的帮助下，找到了堂兄和表哥，养好了病。再坐黄鱼车到赣州，到流亡学生的招待所休息了一晚，再南下韶关，转火车北上衡阳。在衡阳，申图遇到了骗子，到了柳州后，在茶店老板的指点下，终于摆脱。在金城江摆地摊时，申图得到联高同班同学梅天锳的帮助，一同到达贵州。经历七省的艰险路程，申图终于到达浙大永兴分校一年级报到就读。在学校里，他和梅天锳又是上下铺，因为抗战时期条件艰苦，他们晚上只能在三根灯草(注：灯草乃多年生草本植物。其茎细长，茎的中心部分用做菜油灯的灯芯，俗称灯草)下就读，从此两人成为知交。

　　在大学一年级，他们就住在楚馆和江馆等处。学校为学生们找到了一处可以安心读书的好地方。

　　1944年，学校迁往遵义。在遵义，正逢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参军，街上开始挂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标语，特别是“一寸山河一寸血”这几个大字激动人心。同学陈贵耕在壁报上贴出了“热血青年应投笔从戎，抗日救国，不可如一池死水”的标语。在动员会的10天后，浙大来自上海的学生张直均第一个报名，申图也和其余六个同学先后报名。“当时浙大报名的一共有136人，后来浙大入伍的就有99人，武汉大学有32人，贵阳师范学院则有3人。”申图说，“有些人是真正入伍，没有变卦的，有些人则是看看就走了。”

　　说起报名从军的信念，申图说，当时一个同学叫胡仰馨，也是目睹了日军的暴行才决定参军的。1937年，胡仰馨11岁，在苏州乡下的一次避难中，眼见日军三天三夜的血腥屠杀。他跟大伙儿分散躲在密林中，目睹了为保护妇女的男子被杀害，大批妇女被掳，关押受辱。三天过去了，被蹂躏的妻女呼天抢地在寻找丈夫和亲人的尸体，这时候胡仰馨才意识到自己也是死里逃生的一个。这段回忆在他身上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在1944年敌寇压境时，胡仰馨多年的情绪转变成了一股求战力量，让他在第一时间加入了青年军。

　　加入之初，申图被编入青年远征军202师604团的战炮连。1945年3月，申图和浙大的30名校友，及其他学校的学生一共50人去重庆干训团电信大队学习无线电。5月回到青年远征军202师通信营，分散在各电台实习，随即准备奔赴战场。这时抗日战争已是胜利在望，申图和其余同学们最后都未能奔赴战场。“当时报名只是抱着一腔热血去，虽然在青年军中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打过日本鬼子，但是抗日的念头则是一直在我和同学们的心中。”申图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青年军中的学生们回校的回校，遣散的遣散，而申图则是回到了浙大准备完成自己的学业。1948年，申图从浙大毕业。1949年在金华加入了金萧支队，一直在部队待了10年。1958年，申图到北大荒一个县里的学校当校长，期间经历过“文革”，也曾受过批斗。一直到1971年平反，后在金华的教育学院任总务主任直到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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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率师生西迁，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500多公里。1940年初，浙大西迁至贵州，校区安排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历时7年，湄潭文庙是浙大校址之一。浙大在遵义、湄潭7年的办学时期，是浙大办学史上最独特而又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浙大找到了相对安宁的办学场所，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办学历程。遵义、湄潭成为浙大文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求是精神烙印。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在举校西迁途中，将“求是”确立为校训。当时浙大集聚了竺可桢、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卢鹤绂、谈家桢、贝时璋等一批在国内外颇具盛名的科学巨人；同一时期，浙大还培养出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谷超豪和程开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