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兴荣：家乡沦陷后，只有抵抗，才能死里逃生

　　1 在沦陷区，他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死啦死啦地”

　　1926年1月，阎兴荣出生在山东淄博高青县的一个小农家庭。阎兴荣曾听父母提起过，在生他之前，母亲还生过一个哥哥，可惜不到一周就不幸夭折了。母亲生下阎兴荣后，由于身体问题，无法再生育。所以，阎兴荣是当时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独生子。对于这个唯一的儿子，全家人甚是宝贝，平时粗重活都不舍得让他干。

　　“我的家乡，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小县城。全县2万多人口，生活自给自足，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很近。村庄的外边，都是广袤的平原，开垦出来的土地里，种着高粱、大豆、玉米等作物，一人平均有3大亩(一大亩相当于现在的两亩半)的田地。如果丰收的话，粮食三年都吃不完。”回忆起自己的老家高青县，阎兴荣的眼里闪着激动的光。

　　可惜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到两个月，地处黄河南部的高青县就成为了沦陷区。阎兴荣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鬼子来的那天，我们还睡在床上。等到早上8点起床一出门，就看到了鬼子拿着白底红心的‘膏药旗’，占领了我们的县城。”回忆起日军第一次进村时的模样，阎兴荣现在还记忆犹新，“他们把我们都赶到了村头，让我们摆桌子、点香，列队欢迎他们的到来。如果有谁抵抗，直接一枪打死。”

　　鬼子进村后，就开始一系列的暴力统治。他们在村里四处抓壮丁，一部分送去挖战壕、造炮楼，在每个乡政府所在地建立炮楼；一部分随军当苦力，给他们挑弹药、挑粮食；另一部分就送到矿山挖煤，炼钢，很多壮丁都是有去无回。除了不断榨取劳动力，日军还在沦陷区推行“保家制度”，规定每村每户都要登记人数，出入行踪也要报告，不然就“死啦死啦地”。

　　阎兴荣说，在沦陷区，他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死啦死啦地”。12岁时，因为个头比较高，阎兴荣也被抓去挖战壕，“每天从早上天亮干到天黑看不见了为止，日本鬼子也不给你吃的，都是我们自己带的干粮，吃饭也就几分钟时间。要是干活慢了或是偷懒，鬼子就在耳边叫嚣‘死啦死啦地’，听着都害怕。”阎兴荣说，也有村民扛不住逃跑的，每逃跑一个，鬼子就会让汉奸去村里追查，一旦抓到直接杀死。

　　2 在沦陷区，过的是亡国奴的生活

　　除了抓壮丁，在沦陷区，日寇还要求每家每户“摊派”，将家中所有存粮一一上交，不交就抢，抢光了，就惦记起地里还没熟的麦子。麦子快黄了，日军就连夜收割。为了能吃上粮食，村民们只好发动“护粮运动”，一旦快到丰收季节，就和日军比谁收割得快。

　　可年头长了，青壮年都被拉去当壮丁，田地无人耕作，逐渐荒芜。到了后来，原本富饶的高青县已经彻底没有了往昔的模样，村民们食不果腹，只能靠吃桑叶、树皮为生。“当时我十几岁，又是家中独子，父母亲只好去外面找口感相对比较好的榆树皮给我吃。”阎兴荣说。

　　一方面生活困顿，另一方面，高青县还不断受到日寇的滋扰。特别是村中的妇女，经常会被日寇强暴，有时甚至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人来人去的广场上实施强暴。阎兴荣就曾亲眼见过，一个日军在马路边强暴了一个少女，还让少女的父亲在一旁牵着他的马，打着伞，亲眼目睹女儿被强暴的整个过程。后来，村中妇女都怕自己遭了鬼子的“毒手”，只好在家做准备，一旦鬼子来了，就在自己脸上抹锅底灰、弄乱头发、穿上家里最破烂的衣服，甚至将屎尿也涂在身上。日本鬼子来了，嫌脏嫌臭，这才让她们逃过一劫。“那时的社会太乱了，我们的处境你们这一代是无法想象的。”阎兴荣感叹道，“在沦陷区，过的是一种亡国奴的生活啊！”

　　阎兴荣说，当时日本人命令当地老百姓，凡是见到“皇军”，一定要弯腰行礼。有一次，阎兴荣在路上碰到一个日本兵，装作没看见，就从他身边路过。鬼子很不高兴，叫住他，让他行礼。阎兴荣就装聋哑人，连连摆手表示自己听不懂。气急败坏的日本兵对他一阵拳打脚踢，直到阎兴荣装哭，日本兵才骑马离开。“对一个12岁的孩子尚且如此，更别提成人了。”日寇残酷的压迫和无情的统治，让年少的阎兴荣意识到：这样的生活已经没办法过了，只有抵抗，才能死里逃生。

　　后来，阎兴荣的老家来了两个中共地下党员，一个姓董，一个姓李，大伙儿都叫他们老董、老李。村民们一听说他们是来打鬼子的，纷纷要求加入，并逐步建立了民兵组织。

　　一次，一个鬼子军官骑着马到村里巡视，见一处宅院里有个妇女，就把枪栓在马匹上，独自进门欲施奸淫暴行。附近民兵候个正着，偷了他的枪，还把他打了一顿。丢枪的鬼子军官恼羞成怒，第二天带着大部队上门，把附近村庄的上千名群众召集起来，要他们跪在地上，轮个质问：“谁偷的枪，站出来！”连问了好几遍，都没人响应，眼看鬼子要下狠手，老董从队伍里站出来说：“我见过我见过，偷枪的人跑得快，早就逃走了。”

　　鬼子不相信，抓了人群中的一个村民，把他绑在祠堂的柱子上。问他：“说不说？不说死啦死啦地！”他没有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地下党就在队伍里。见大家都不肯开口，鬼子想了一招阴毒的法子，他在人群中随便又扯了一个村民出来，让他拿刺刀杀害绑在柱子上的同胞，如果不愿意杀，就认为他也是土八路，要一起绑在柱子上受死！“就这样，当天一共有十几个村民被绑在柱子上用刺刀刺死。血腥的一幕吓得我连魂都没有了，几天几夜睡不着觉。”阎兴荣说，鬼子杀了人后，还抢走了牛和猪，临走时放火烧了村里三分之一的房子。“放火的时候，村民们也不敢去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房子付之一炬”。

　　3 逃出老家，参加抗日队伍

　　就这样，在沦陷区过了5年的亡国奴生活后，阎兴荣艰难地长成了16岁的少年。一天，阎兴荣正在家吃饭，结果不幸被国民党抓住，要他当壮丁参军打仗。后来，是亲戚偷偷将阎兴荣放了回来。

　　回家之后，父母不想唯一的儿子再出什么意外，就谎称阎兴荣要去离家60多公里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随后，借了50来斤玉米面，他们就把阎兴荣送到了学校。在教会学校，阎兴荣不止学到了知识，成为了进步青年，更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参加了学校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宣传抗日思想。后来，学校因战争解散，阎兴荣又响应党的号召，走出学校，深入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

　　在农村宣传队，阎兴荣加入了共产党，并被推荐进入山东渤海公学念书。这是一所培养党和军队骨干的学院，在抗战时期，它没有固定的教学地点，学校都是随军流动，学员们则一边学习一边打仗。

　　学习了一年后，阎兴荣被调入县武工队，在山东惠民、阳信一带活动。主要负责打击“土顽”、汉奸。在武工队，阎兴荣分到过两颗手榴弹，一把土枪，五发子弹。虽然战场无情，但阎兴荣很幸运，没有在作战中受过伤。

　　“当时，日军在中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根据地则逐步扩大。”1945年，8年抗战迎来了最后的胜利。日军投降时，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发布命令，各地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阎兴荣参加了那一次受降，共有300多名日本人在一位日军军官的带领下来到阎兴荣所在的区党委。“组织安排我们给这300多名战俘上课，后来还派遣了一位名叫‘冈野进’的反战同盟主席给他们上课。”在烟台，这批投降的日军，最后被从日本派来的船接回国。

　　后来，等到战俘回国，阎兴荣才知道，当时的那位冈野进，原名叫野坂参三，曾与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他化名为“林哲”，并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战后，他还当上了日本共产党主席。

　　4 如今老年生活丰富多彩

　　1946年，阎兴荣从渤海公学毕业，分配到山东青城县武装部工作，并参加了解放战争。1948年底，他又被派去青河地委党校学习，随后成为南下干部，接管上海。

　　解放后，阎兴荣受组织指派，到浙江龙游当过区委书记、宣传部长、县委组织干事等职，并在此结识了他的爱人，组建了家庭。上世纪50年代，阎兴荣有幸获得了一次去中央团校学习的机会，赴北京学习了一年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共产主义运动史等课程。学成毕业时，他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接见。1956年的大阅兵中，阎兴荣出现在分列式打头阵的红旗方队里，这也是他最骄傲的人生回忆。

　　1958年，阎兴荣来到金华，担任团地委副书记，期间，也曾转战过多个岗位。直到60岁时，他才从金华师范(现人文学院)退休，安度晚年。

　　如今，退休在家的阎兴荣年近90岁，却依旧身体硬朗，说话清晰。他直言自己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除了每天坚持看新闻、读报纸，他还自学了电脑上网，并是多年的老股民，现在居住的房子就是他炒股赚回来的。“对比以前，现在生活真的很幸福，很快乐。”阎兴荣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