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牢记“行医先做人”的教诲，多年来坚守在乡村第一线。他几乎未睡过几个安稳觉，不管刮风下雨，只要乡亲们有召唤，总是随叫随到。他叫徐祥忠，今年65岁，是婺城区白龙桥镇西园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生。
泛黄的招牌，发黄的纸张，和尘埃一起挂在墙上的卫生室营业执照，几把椅子，一张小床，一张诊疗桌，这些老物品静静述说着卫生室的过往，走进卫生室，一阵混杂着各类药味的气味扑鼻而来。50年的诊治，徐祥忠与附近的村民早已无比相熟，在问诊的时候，他常常会跟病人扯上一两句家常。那张盛放药柜子的灰黑色木桌，被摩擦得光滑油亮，见证着这里的悠长岁月。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为应对缺医少药的现状，在国家的号召下，赤脚医生(即乡村医生)应运而生。那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且根正苗红的青年被挑选出来，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就是因为这样，1969年徐祥忠响应号召走上了“赤脚医生”漫漫长路。
回忆起过去给人看病诊疗，徐祥忠说“苦但有意义”。在那个年代，没有宽敞的道路，没有路灯，没有代步的工具。一盏煤油灯，一只木质药箱，一双布鞋就是徐祥忠的全部装备。
那是1974年，那天正逢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的徐祥忠刚刚准备躺下休息。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焦急的敲门声，原来是隔壁村上的郑大爷病情突然转重。来不及细想，徐祥忠随意套上一件外套，拎起药箱就往隔壁村上赶。大年三十的夜晚格外的冷，通往隔壁村的两公里的羊肠小巷显得格外的崎岖和漫长。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他一步一脚印地来到了郑大爷的家中。此时的徐祥忠早已汗湿满头，来不及坐下歇会喝口水，就直奔郑大爷的床前。
郑大爷患的是肺病，在当时那个医疗条件，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当时还年轻的徐祥忠说：“当时我根本来不及想怕不怕，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学过的知识，想着该用什么药才能够快速有效。”最终在徐祥忠的治疗下，郑大爷的病情慢慢稳定下来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徐祥忠感受到了作为医生救死扶伤的成就感，而他的医术也慢慢被附近村民认可。
从医的这50年来，大大小小的病徐祥忠接触的不少，感冒发烧，牙痛肚子痛，跌打损伤……小孩子发烧常常发生在夜里，刚睡着就有人来喊的情况时常发生。有时小孩子生起病来又急又凶，为了更好的观察病情，他会彻夜守在病人身边，时不时地测测温度，看看小孩的反应。只有当情况都稳定了，他才会眯上一小会儿。
看到徐祥忠时常睡不好一个整觉，他的妻子郑燕春，总是觉得心疼的，但是心疼归心疼，她又是理解的。选择了医生这条路，就注定要承受比别人多的责任，这是一种大爱。说起妻子的理解，徐祥忠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也许，正是因为有妻子的理解，我才能坚持这么多年的吧。”徐祥忠说道。
在这50年的从医路上，他从未收过病人的诊疗费。这么多年来，他严格控制用药，几块钱就可以治好的病，绝对不多加一分钱。他说：“大家的收入都有限，而且得病了本来让人挺难受的，不能乱收钱。治病和做人一样都得有良心。”
随着近年来，政府规定只有医院基本门诊医疗能报销，卫生室由于条件所限，再加上未能纳入合作医疗范畴，来卫生室的人渐渐的少了。现在徐祥忠的卫生院归属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而徐祥忠也成为了西园、楼家等共4个村的责任医生。
从2006年开始，他每个月都要抽出11天的时间来到几个村上义诊。给村上的大爷大妈们量量血压，测测血糖。他的家中有厚厚的一叠关于每个村上老人的病情资料，上面详细的记录着几月几号量的血压是多少，给出怎样的建议。徐祥忠说：“这些村上的老人，每一个人的名字和病情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附近村上的老人对徐祥忠也非常的信任，每当到了义诊的时间，他们总是早早的便等候在一旁。而徐祥忠也总是耐心又细致地告诉他们该注意的地方，并叮嘱他们按时用药，必要时候要及时去大医院治疗。而为了更好的记录病人的病情资料，不服老的徐祥忠更是自学了电脑，现在他已经能灵活的运用电脑，将随访的数据录入到电子档案中。
医者仁心，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徐祥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五十多年过去了，徐祥忠走遍了附近村上的每一户人家，对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他付出了努力，收获了尊敬，在坚持理想的道路上，徐祥忠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执着的行动者，他热爱这份工作，只要村上有需要，只要他还能干得动，他就愿意继续给村民们看病，奉献出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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