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
余华在《世事如烟》中书写了一个梦魇式的“非理性世界”，这个空间潮湿而阴冷，震骇而窒闷，现实与虚幻畛域不分，错综复杂；预感与结果交相互映，真假难辨。亲情的逃逸、伦理的背离、人性的肢解、命运的诡谲俯拾皆是，个体在徒劳的挣扎与苟且中加速滑向毁灭，生存被演绎成一场宿命式的乖谬和神秘。但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世事虚无，人性悲厄，伦理秩序在非理性面前的失范才使小说抵达了更深一层的“真实”。余华曾坦言现实经验会“使人们陷落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的进行着”，拘囿于现实经验是对人的认知的规束和挟制，只有建构起一个“非理性世界”从而超脱现实经验，主体精神才能挣脱桎梏重焕生机。
伦理作为一种既定的法则，成为中国数千年来整个社会乃至历史文化的核心。然而在《世事如烟》中，正常的家庭伦理却遭到质疑并被瓦解，最明显的是对父辈形象的颠覆：算命先生是一位年近九十的老翁，他深信“子女的早殁，做父亲的必将长寿”，于是在第五个瘦骨嶙峋的儿子死后他费尽心机地寻求可以为之续命的后辈，并以“采阴补阳”术骗取幼女的贞操来为之增寿；4的父亲竟然对算命先生强奸女儿的兽行无动于衷，昭示出一种令人沉痛的滑稽感；7长期卧床不起，在算命先生的巧言令色下“除掉”了与自己“五行相克”年仅五岁的儿子；6先后将六个女儿以三千元的价格卖给穿羊皮茄克的男人，当他盘算着如何将最出色的小女儿卖一个好价钱时，女孩已在“被卖”的颤栗中横尸江边……小说以一种冷静的基调描写血腥、死亡与暴力，并从中显示出一种存在的荒诞与虚无。家不再是疲惫灵魂的栖息地，而是沦为滋生暴力和阴谋的温床，是精神的炼狱。在余华的另一篇小说《难逃劫数》中，父亲同样是罪恶的代表——“老中医”将女儿和女婿视为无足轻重的玩偶，在他的摆布下露珠踏入了晦暗悲恸的婚姻，东山经历了毁容与离乡的命运。余华通过建构起“父辈—子辈”间的矛盾冲突，对父亲形象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嘲讽和鞭笞，使得父辈卑劣狰狞的面孔暴露无疑。
余华在对《世事如烟》的书写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混淆了真实与虚幻的界限，使得小镇弥漫着若有似无的“鬼气”。算命先生的出场很值得玩味——“在那充满阴影的屋子里，算命先生的头发散发着绿色的荧荧之光”，颇似隐匿于幽暗处等待着摄人魂魄的鬼魅。灰衣女人的死略显诡异，作者并没有在文中指出是司机轧死了她，司机碾压灰衣女人的场景只出现在他的梦境中，而当司机在灰衣女人儿子的婚礼上现身时，那件“灰色衣服”却被无限放大亦被多次聚焦，仿佛是灰衣女人死于司机之手的确证。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6晨钓时看到的两个无腿之人双双投江的情景，以及接生婆去城西给人接生，实则是去了坟地并遇到了算命先生儿子的情景。这番虚实相生的情景设置分别预示了4和瞎子的投江以及算命先生儿子的死亡。我们不妨拿《世事如烟》和博尔赫斯的《圆形废墟》进行比较，《圆形废墟》的叙述非常有趣：一个魔法师在圆形废墟中用“梦”虚构了一位少年，而最终魔法师发现自己也是虚幻的存在。博尔赫斯曾说：“生活就像是做梦，文学是形形色色的生活之梦，更确切地说，我用神话和梦的方式来思考。”而余华不但用梦还用幻觉来和现实对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同样给人以现实即梦、梦即现实的感觉，似乎也在告诉我们梦与幻觉预示了现实，参与创造了现实。作者正是借由这样一个亦真亦幻的“非理性世界”，表达他对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感知，为事实的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
小说中人物之间飘忽不定的情态关系带给我们一种“世事如烟”的阅读体验，在这个非理性的虚无的世界中，余华竭力去探索一种内在的、宿命式的人物连接与事件联系，挖掘更深层次的真实，体现出命运强烈的不可抗拒性。主要表现在文中随处可见的谶语似的暗示，如灰衣女人的女儿结婚后五年不孕，送子观音托梦告知：“能否生育要问街上人。”随后，灰衣女人在街上与卖桔子的小贩发生了一次诡异的对话：“灰衣女人问：卖不卖？男子回答：卖。是有籽的吧？她问。无籽。男子说。这个回答使灰衣女人蓦然一怔，良久之后，她才在心里对自己说，看来是天绝女儿了。于是灰衣女人算是明白了女儿婚后五年不孕的因由所在。”格非也擅用神秘的预言式的语句，《迷舟》中萧刚到小河村时“他对这个美丽的村落不久以后给他带来的灾难一无察觉”；萧回到家，母亲就发现儿子的眼神“和丈夫临终前的眼神一模一样”，“不祥的预感又开始泛滥起来”……谶语和预言的现实指涉进一步说明作家眼中的世界是混乱而难以辨析的，生存只是一个苦难重重的绝望梦魔，这正是先锋作家们对世界偶然性、神秘性、不可知性的一种后现代阐释。
《世事如烟》从伦常的颠覆、虚实的混淆、宿命的不可抗拒性等方面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非理性状态，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梦魇般的生存图景，具有高度的精神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