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明代邓志谟的《刻五代萨真人得道骂枣记》，读至“开了碧澄澄的金华酒，煮了滑溜溜玉碜羹”一句，颇有些感触；鼻息间浅浅地飘散起旧时金华酒的味道。
幼时，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的碗盏里总少不了酒的影子；夏日是冰镇的啤酒，冬日则温上一盅醇香的黄酒，就着几碟家常小菜，且喝且谈天。父亲钟情于酒，常年浸润在氤氲的酒气中，这倒滋养了他对酒的挑剔；啤酒只饮红石梁，冬日里温的也一向是绍兴黄酒。
一日傍晚，父亲到家时照例拎着一瓶黄酒；瓶面上不是熟悉的标签，大抵是村头小卖部里的绍兴黄酒已告售罄。母亲接过酒瓶，将琥珀色的酒液倒入碗中，略加温热。弥漫的热气缭绕着醇厚的酒香，微熏着墙缝里的冬蚊。父亲望着打转的酒液，饮了小口，微微皱眉，叹道：“这金华酒，味道怎这般甜！”随即将其弃置一侧，干嚼着花生米儿，继续他的谈资。
向来怯于啤酒之苦与黄酒之涩的我，一听是甜味儿的黄酒，颇有些喜出望外，小心挪来仍旧冒着热气的碗盏，在碗沿嘬了一小口——果真是甜！思忖着再贪上几口，终被母亲制止了。这以后，我未在父亲的酒碗里再瞧见金华酒的影子；只时常在梦里，偷偷地嘬几口甘甜的酒香。
梦，做久了，也终将潜入现实。
前些日子，身处杭城的R君趁着假期，前来看望我。R君是典型的书虫，每至一处，必先拜访当地的旧书摊、旧书铺，继而遂心如意地完成余下的行程。只是这回，游了半晌，R君仍有些不尽兴；我以为，这其中定是有些缘由的。我试探着R君的心思；他倒主动和我聊起了《金瓶梅》中描绘众人吃螃蟹的一段：“月娘吩咐小玉：‘屋里还有些葡萄酒，筛来与你娘们吃。’金莲快嘴说道：‘吃螃蟹得些金华酒才好。’”洁白晶莹的蟹肉醉倒在浓郁的酒香中，尝来应当也是醉意绵绵的。R君谈及至此，我方才明白，原来是央我带他去品一品纯正的金华酒。求学于婺城两载有余，却也没尝过地道的金华酒，便同R君入了古子城的一家酒庄。当琥珀色的酒液在酒盏里回旋，激荡起细细的酒沫，R君颇为欣喜，迫不及待地呡了小口。“金华酒，色如金，味甘而性纯。”(《弇州山人四部稿》)确是如此。
当下人们谈及“浙酒”、“南酒”，想到的多半是绍兴酒；殊不知，在清代中叶以前，金华酒的声誉是远在绍兴酒之上的。唐时官府设酿酝局，“金华府酒”成为当时的名品官酒。五代吴越王钱缪将其列为贡品中的定制。至明时，金华酒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名酒。《客座赘语》记道：“京都士大夫所用惟金华酒。”及至清代前中期，袁枚仍对金华酒不吝赞美之词，在其所著《随园食单》写道：“金华酒，有绍兴之清，无其涩；有女贞之甜，无其俗。”
明清之际，因着灾荒、兵燹和西域蒸馏技术的冲击，金华酒的地位逐渐被绍兴酒取代。恰因如此，金华酒方才褪去往日宴饮上尊崇的身份，遁入平民百姓的生活。犹记去年暑期在艾青故居实践时，听当地的老人讲：收禾有庆丰酒，造房有上梁酒，学艺有拜师酒……金华酒承载着千年的酒文化，彻底地融入金华人的生命。“她是可爱的，具有火的性格，水的外形。”(艾青《酒》)
天色渐黑，我与R君徐徐步出酒庄，沿飘萍路西行，正巧经过酒坊巷。六百多年前戚寿三师傅在巷子里酿制金华酒的场景历历在目。酒坊巷中段西侧有一口酒泉井，井水清冽，相传是清光绪年间金华知府继良为纪念金华酒昔日的荣光而亲自命名的。
车站惜别之际，R君兴起吟诵钱惟善的《谢送东阳酒诗》：“故人远送东阳酒，野客新开北海樽。不用寻梅溪上路，春风吹与满乾坤。”人与车渐次模糊，幻化为另一情景：在“气压江城十四州”的八咏楼之上，我与R君凭栏对酌，推杯换盏，醉饮一杯金华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