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城区默相坊8号
妇女部长李清华和难童一起
1940年保育会第二保育院全体师生
慰问养伤的抗日将士
1938年6月5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简称保育会)在婺城真神堂召开成立大会，会址设在婺城默相坊8号。抗日战争时期保育会在我党的领导与推动下，保育了一批战区儿童，做了大量的妇运工作，同时也为党提供了革命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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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会在婺城的成立
抗战时期，浙江省战区的儿童处于日军的摧残、虐待下，大批儿童死于战火或被运走施以奴化教育。侥幸活着的或未被运走的，也是流离失所，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妇女救亡运动和抢救、保育难童，由邓颖超、何香凝、李德全等发起，中国妇女慰问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出面，1938年3月在汉口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接着，各省市纷纷成立分会。6月5日，浙江省由省主席黄绍竑的夫人蔡凤珍、省财政厅厅长黄祖培的夫人黎沛华出面，在婺城真神堂召开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各地各阶层爱国妇女120余人，大会选出15位理事，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杜永康、程为昭、贵畹兰。在理事会上，推举蔡凤珍为理事长，黎沛华为副理事长，会址设在婺城区默相坊8号。
在保育会这个群众组织中，共产党的力量占绝对优势。保育会一成立，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组长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汪光焕(王易)兼，成员有杜永康、程为昭。1938年秋，中共金衢特委妇女部长任曼君参加保育会工作，建立了党团支部。保育会在中共金衢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妇女运动、统战工作、交通联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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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保育难童
保育会成立后，一面组织抢救输送队赴前线抢救难童，一面筹设保育院，为保育儿童作准备。1938年6月中旬，由理事戚铮音等人去萧山、诸暨、义乌等县抢收难童，她们冒着生命危险，把难童从火线上救下来。这些难童，有的是从轰炸后的瓦砾堆里寻出来的，有的是从被炸死炸残的母亲怀中接过来的，大都已奄奄一息，惨不忍睹；也有的是因家乡沦陷随大人逃难到浙江又遭战争劫难与父母失散，以致流离失所，有的则是住在临近前线的难民收容所里。三个月内，抢救输送队跑遍浙东到浙西的半个省，抢救输送难童1000余名，安全护送到丽水碧湖第一保育院，后又建立第二保育院。
保育会先后抢收保育难童近2000名，年龄从三岁至十二三岁。这些难童出身不同的家庭，但多数是贫苦工人、农民的子女，失去父母的孤儿；也有出征军人和救亡工作者的儿女。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智力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十二三岁还是一字不识，生活习惯和所操口语也各不相同。有一些难童因长期流浪，患有多种疾病，而且沾染了孤僻、散漫、自私、爱吵架打架等不良习气。但两个保育院的工作都做得相当出色，在院工作的共产党员约占全院教职员的一半，他们满腔热情，忘我工作，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教育一起抓，并充分发挥儿童的智慧和特长。这两个保育院，不仅较好地养育了儿童，而且使儿童学到了文化知识，培养了劳动观念和良好的品德，懂得了革命的道理，难童中许多人后来成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出色的接班人。
一院在创办初期就成立了地下党组织，由碧湖地下党领导，后又建立了“民先”和“少先队”的组织。1939年5月在党员教师的支持下，创办了《儿童报》，由许为通任主编，观点鲜明、内容丰富，多系儿童作品，也有著名作家邵荃麟、杭苇、何为等同志的作品。该刊发行到省内外各地，颇受少年儿童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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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会的统战工作
抗战初期，我党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方针。为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做好统战工作就成为保育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上层统战工作。我党利用浙江当时的特殊条件，在保育会筹备期间就推选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夫人蔡凤珍、省财政厅长黄祖培的夫人黎沛华为保育会的正副理事长。黎沛华是国民党左派，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的秘书，抗战前后是宋庆龄的秘书，黎沛华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强烈的事业心。因蔡凤珍挂名不理事，黎沛华实际上代行了理事长职权。她工作作风认真、细致，每周自水康来金华半天处理工作，而贵畹兰、林秋若等几位同志也以刻苦努力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赢得了黎的信任，并为利用保育会这块阵地，开展各种党的工作以及创办《浙江妇女》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战争环境中，保育会和保育院物质上遇到的困难较多，主要是通过蔡凤珍、黎沛华等直接请求黄绍竑、黄祖培等人加以解决的。黎沛华常带领保育会的秘书或保育院的院长去向黄绍竑要钱要粮，有时黎沛华不能来金华而又有紧急事务要处理时，她就授权秘书就近直接向省主席黄绍竑请示解决。1939年冬，保育会工作人员缺少棉衣，秘书贵畹兰请示黄绍竑，就获得了一笔经费，每人制发了一件棉大衣。保育会作为省一级的机构，与外界的接触比较广。当时金华的一些社会活动，保育会常被邀请参加或主动争取参加。如金华各界赴前线慰问团，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来金等等，保育会都有代表参加，在活动中团结了更多的各界人士和群众。1938年金华县妇女会改选时，保育会积极争取选得更多的委员席位，以便参与领导妇女抗日运动。选举结果，保育会的杜永康、吴知茵、李清华等中共党员被选为县妇女会的委员。1939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县妇女会召开纪念会，保育会发动了大批妇女参加，当县妇女会主席发言后，保育会的秘书针对她的发言即席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与会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热情，争取了不少中间群众，扩大了保育会的声誉。1940年初，省妇女会和保育会联合举办浙江省妇运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50余县的妇女代表，有的来自敌后，经过重重困难艰险，才到达金华的。会上总结交流了各县妇运工作的经验，推动了全省妇运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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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妇女运动
保育会是一个妇女群众组织，团结各阶层妇女，共同抗日，是一项基本任务。保育会把妇运工作主要放在组织和宣传两个方面，具体是组织领导各界妇女运动和出版《浙江妇女》月刊等。
组织进步女青年，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民先”是党的外围组织，参加“民先”的是有一定政治觉悟的青年。保育会同志将参加“民先”的女青年腾雪帆、吴知茵、颜风、朱戈等单独成立了一个妇女小组，由杜永康同志负责领导，她们既是妇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也是党的培养对象。后来“民先”解散，这个小组的队员吴知茵、腾雪帆等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保育会在组织发动各界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方面，主要是联合各界救亡团体，发动妇女群众参加集会、游行；组织歌咏队、宣传队宣传抗日；组织征募队、慰问队，为前方将士征募寒衣鞋袜和义卖献金，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及伤病官兵、驻军、难民等等，为抗日救亡作出过较大贡献。并且以保育会或《浙江妇女》社名义，座谈“妇女参政”“妇运机构”“保卫浙东”等问题，提高广大妇女的认识水平，并将座谈记录，在《浙江妇女》上发表，以扩大影响。例如自“妇女参政”问题座谈后，各级政府机关对妇女参政开始重视起来，省参议会有了两个妇女代表，有些乡、保、甲组织也开始有妇女参加。还有1938年冬开始创办妇女识字班，由任曼君同志负责，参加对象多数是家境贫困上不了学的十六七岁的女青年。保育会贵畹兰、李清华等轮流上夜课，教他们学文化，讲抗战形势和革命道理，组织她们参加抗日宣传和抢救难童等活动。识字班共办3期，每期3个月，参加学习的女青年从40余人发展到七八十人。她们学到了文化知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并吸收毛桂巧、吴文华、程荷英等入党。在保育会举办妇女识字班的推动下，各县也普遍设立了妇女识字班或识字小组，教育了不计其数的妇女大众。
出版《浙江妇女》，使之成为宣传抗日，团结教育妇女群众的宣传阵地。保育会成立一周年以后，我党以保育会的名义，创办了这个刊物。它先由中共浙江省文委、后由中共东南局文委领导，文委书记邵荃麟、文委委员葛琴直接领导了这一工作，从编辑方针到具体内容都由葛琴亲自动手规划。先后任主编的有陈怀白、林秋若和秦秋谷(都是中共党员)。自1939年7月创刊到1943年10月停刊，共出6卷30期，每期字数由6万字发展到10万字。编辑方针是团结、教育、动员广大妇女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该刊内容丰富，旗帜鲜明。它既是我党用来教育妇女的读物，又是妇女群众的喉舌，经常代表被压迫的妇女发出正义的呼声，是我党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工具。《浙江妇女》的发行，遍及东南各省，还远销桂林、重庆、云南、贵州等地；发行数量从3000份发展到10万份，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特别是在女青年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她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发，从而积极投身到抗日的进步活动中去。1941年5月敌机狂炸金华，《浙江妇女》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出版。1943年起因印刷条件越来越困难，才借《浙江日报》辟《浙江妇女》周刊出版，每期约一万字。直到1943年10月秦秋谷去新四军时不得不停刊。在《浙江妇女》的带动下，许多县的妇女刊物纷纷创办，如温属妇女联合办事处的《女战士》，天台战时妇女服务团的《妇声》，青田县妇女会的《青田妇女》，安吉县妇女会的《前线妇女》，省政工大队的《妇女突击》等。不少地方报纸的副刊也开辟了妇女专栏，如《浙瓯日报》有《妇女阵地》，《浙西民族日报》有《女战士》等等。保育会团结广大妇女既为了挽救危亡，又符合妇女的切身利益，因而能够动员、团结广大妇女群众投入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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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联络站
我党在保育会这块公开阵地，设秘密联络站，承担着党的联络任务。本地和外地的地下党同志要和中共浙江省委或金衢特委取得联系，通过这个联络站就可以接上关系。如浙西游击队的领导人郎玉麟、彭林等同志，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来到金华，通过保育会的秘密联络站，与中共浙江省委接上了头，得到指示，仍回浙西开展游击活动。新四军同志来金华联系工作，常常利用保育会这个联络站，如黄瑞、林淡秋等曾来过联络站多次。中共金衢特委的脱产干部，常用盖有保育会公章的证件，以保育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去所属各地进行党的活动。婺城城内的地下党同志也常在保育会接头，开秘密会议，保育会的同志则为他们站岗放哨，而且保育会还承担起对外来同志的接待、提供食宿、做好掩护转移以及安置等工作。如从各地撤离转移到皖南或苏南新四军去工作的同志，就以保育会为中转站，在他们留宿期间，不仅供吃的，有的临走时还要为他们筹措路费和通行证件，使他们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保育会这个革命大家庭还接待过一些同志的家属和战友。永康县委书记刘辛夫同志被捕后，他妻子腾雪帆带不满周岁的孩子隐蔽在保育会。金衢特委书记林一心同志被选为出席七大代表，他离浙时将怀孕的妻子留在保育会，保育会的同志热情的照顾她，生下孩子后她才离开。
保育会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眼皮底下为党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为此，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早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特务分子就企图打进保育会。第三战区政工队有一对夫妇，冒充进步分子，通过台湾义勇队介绍到保育会来，保育会同志麻痹大意，被他们偷看了延安出版的《中国青年》和其他进步书刊。他们还企图从保育会拉些人去第三战区政工队工作，才引起保育会同志的警惕，及时把他们赶走了。
针对浙江政治形势恶化和敌人的破坏活动，中共金衢特委指示，以金华为重点，政治面目比较暴露的地下党员离开公开职业岗位立即转入地下或转移到别处去。1940年初任曼君转入地下活动。1940年5月，金衢特委常委宿士平、特委秘书鞠耐秋等人被捕，被查走的材料中牵连到保育会的同志，金衢特委立即通知贵畹兰、李清华转移，她们得到通知后立即离开浙江去福建。
第二次反共高潮到来前夕，特务在保育会大门对面设有秘密监察站，并经常派人跟踪出入保育会的同志。皖南事变发生后，林秋若不幸被捕。林被捕后，保育会同志的处境日趋困难，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她们沉着应战，并联名打报告给理事长，要求营教林秋若。林于1942年10月由省主席黄绍竑向上饶集中营交涉，才获得自由。皖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进犯浙赣铁路沿线，保育会被迫撤出金华。当时保育会只留下王一民、吴敏生、徐桢、梁真和《浙江妇女》主编秦秋谷等5人。她们步行经武义、宣平到松阳，秦秋谷去了丽水，其余4人留在松阳。王一民撤离金华时，金衢特委陈雨笠同志指示：要她到松阳后，立即办理移交，离开保育会，于两周内回到金华“打埋伏”，并一再叮嘱，移交必须认真负责办好，要给各方面留下好印象。但当她们到松阳时，金华已沦陷。王按上级党原来的决定，办好移交，离开保育会，但已回不了金华。无奈，暂留二院，以便寻找党组织。到1942年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2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英同志被捕，浙江省的地下党活动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保育会同志无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吴敏生、梁真都离开了浙江，保育会只剩下徐桢一人，迁到云和黎沛华处办公，后来徐也去二院工作。保育会由黎沛华领导的两个保育院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制造的内战阴云密布，1946年6月保育院奉命停办。
8年抗战中，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在抢救保育难童，开展妇女运动和统战工作，掩护党的活动等方面，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
(中共金华市婺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根据李清华、林秋若、戚铮音等回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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