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名词辞典》中的“黄梅戏”词条

　　1949年至1953年间，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新名词辞典》(1949年初版，1950年、1951年、1952年、1953年增订或新订，邵力子、郭沫若先后题写书名)，短短三年发行量高达数十几万部。该辞典增订本是新中国最早系统记录社会变革中新兴词汇的工具书之一，收录词条6000条左右，其中大量条目聚焦政治、经济、国际、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哲学、人物等领域的新概念，如“第三国际”“抢购风潮”“刘胡兰”等。尤为珍贵的是，在政治词汇主导的背景下，“黄梅戏”等艺术词条的入选，暗示了国家对地方文化的选择性接纳，为后续《现代汉语词典》等系统性收录戏曲术语奠定基础。该辞典1953年4月新版“文化教育之部”中“舞蹈、戏剧、电影”项下数十个条目里竟然收录了“黄梅戏”词条(第6052页)，这是在黄梅戏全面戏改、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正式成立、王兆乾《黄梅戏音乐》成书以前，学术界、出版界对黄梅戏进行权威介绍的珍贵文献。该词条全文如下：

　　【黄梅戏】黄梅戏是流行在安庆专区一带的地方戏，它原是从湖北的黄梅县传过来的。这一地方戏与其他地方戏一样，产生于农村，是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因此其中包含不少精华。黄梅调的旧剧目分为两种：“正本戏”与“小戏”。正本戏所用的曲调以“平词”为主；小戏是更原始的形式。解放后，黄梅戏艺人编演了不少反映当前群众生活的新戏，获得了一定的成就。

　　这段文字虽简略，却蕴含了解放初对黄梅戏认知的关键信息:

　　第一，黄梅戏源流核心观点：“湖北黄梅传入说”，“流行于安徽安庆一带”。辞典明确指出黄梅戏“原是从湖北的黄梅县传过来的”，并强调其“流行在安庆专区一带”(流行区域包括但不限于当时安庆专区管辖的安庆、池州一带)。这一表述与《宿松县志》(1921年)中“邑境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亦称黄梅戏”的记载形成互证，且与晚清、民国时期《申报》等大量报刊中“黄梅有黄梅戏”等一致。该词条代表了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学界、民间对黄梅戏源流的主流看法——即认为起源于湖北黄梅，后流传至安徽安庆一带。此说影响深远，成为关于黄梅戏起源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观点。需要注意的是，词条中提到黄梅戏的旧称“黄梅调”，而未出现“怀腔”，说明“黄梅调”是黄梅戏的主要旧称，怀腔并不是。

　　第二，辞典对黄梅戏的艺术属性与价值进行了定位。词条强调黄梅戏“产生于农村，是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并肯定其“包含不少精华”。所谓“精华”，主要是肯定黄梅戏是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的创造，应包括传统剧目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於老四、张德和、瞿学富、李益等黄梅真人真事)。该词条反映了解放初期对民间艺术、劳动人民文化创造价值的重视与重新评估，将黄梅戏纳入“人民文艺”的范畴，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而不再斥为“黄梅淫戏”。

　　第三，对黄梅戏的剧目与音乐形态进行了初步分类。辞条清晰区分了“正本戏”(以“平词”为主要唱腔)与更原始的“小戏”。这种分类方式至今仍为黄梅戏研究沿用，揭示了其内部艺术形态的层次性。“平词”作为正本戏主腔的记载，亦符合现存传统剧目的音乐特征。

　　第四，突出了黄梅戏在解放初期的转型与新生。词条末尾特意提及解放后艺人编演反映群众生活的新戏并获得成就。这指向了黄梅戏在新中国文艺政策推动下，从传统乡土戏曲向现代剧场艺术转型的初始阶段，为其日后成为全国性大剧种埋下伏笔。

　　此词条关于黄梅戏源流的记载具有权威性，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知，也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同时进一步推翻了黄梅戏名称在1953年由桂林栖命名的说法(1953年4月问世的新版，其修订时间应在1952年)。有人认为，"黄梅戏"之得名，一说因起源于湖北黄梅；一说则强调与黄梅雨季唱戏的民俗活动相关。词条取前说，否定了黄梅雨季说。至于“黄梅山”一说，只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文人的臆想，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新名词辞典》中的“黄梅戏”词条，如一枚凝固历史瞬间的琥珀，封存了建国初期对其源流与社会功能的主流认知。其关于“湖北黄梅传入安庆一带”的论断，揭示了鄂东民间音乐对黄梅戏诞生的关键影响，成为理解其血脉的重要线索。而其中对剧目分类、音乐特征及"劳动人民创造"的强调，更为我们勾勒出黄梅戏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原始风貌和社会主流认知。这可能是黄梅戏首次载入辞典，它对黄梅戏的客观描述，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亦提醒我们：伟大艺术的生命力，永远根植于脚下土地与人民生生不息的创造之中，后人应珍视这个鄂皖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