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金华大儒和他的高分“神作”

　　记者张苑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风尘仆仆赶往武夷山，拜访挚友朱熹。两位当世大儒在精舍中朝夕相对，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位先贤的二十七种著作摊开于案，一条一条地筛选、斟酌、争论。短短十余天，六百二十二条语录被精心编次，归为十四卷——《近思录》，就此问世。

　　《近思录》书名取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部书在朱熹心中的地位仅次于“四书”；“四书”是六经的阶梯，而《近思录》是“四书”的阶梯。吕祖谦，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婺州金华人，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他是婺学的开创者，宋代理学体系建构的关键参与者。然而，与朱熹的赫赫声名相比，这位金华大儒在今天的知名度似乎低调了许多。以书见之，以理观之，以流证之——这是读懂这位温润包容的金华大儒的三把钥匙。

　　以书见人

　　一部“神作”如何炼成

　　《近思录》的编纂过程，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顺畅。

　　两位大师在寒泉精舍中曾爆发过一场实质性的争论，焦点落在全书卷首“道体”卷的设置上。朱熹认为，“道体”内容“难看”，“道理孤单”，初学者读来云里雾里，放在开篇未免吓退人心。吕祖谦却毫不退让：正是要让初学者“知其名义，有所向望”，先明义理之本原，才能掌握为学的方向，由低而高，循序渐进，否则便“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两人反复推敲，最终朱熹被说服。淳熙三年(1176年)四月，吕祖谦专门撰写《题近思录》，详细阐明卷首设置“道体”的用意，一字一句皆是这场思想交锋后的沉淀。争论不止于此。吕祖谦坚持在书中收录一百零六条程颐《易传》文字，占全书总条目的百分之十七，仅次于《二程遗书》的比重。朱熹本对程颐注解《易经》的方式有所保留，不愿大量引用，但因吕祖谦的坚持，这批文字最终得以保留。此外，吕祖谦删去程颢《仁论》，保留论法制的条文，删除几处抨击科举的文字——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取舍，折射出他对史学、法治与科举的一贯立场。研究者因此指出：“《近思录》应当是南宋时期两位儒学大师合作的结果，不要强调什么主次之分。”“吕学与朱学中的若干部分，是吕中有朱，朱中有吕，难分彼此。”

　　《近思录》之外，吕祖谦的编纂成就同样令人叹服。他主持编纂的《古文关键》，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诸家古文于一编，标抹注释，以教初学——这实际上是后世“唐宋八大家”概念的雏形。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朱熹对苏轼颇有微词，认为苏文随风行而害人心术；吕祖谦却自有主张，认为完全可以取苏文之形式，不必照单全收其内容。这番论断，与其说是文学鉴赏的分歧，不如说是学术胸襟的显现。

　　以理观心

　　温润如玉的金华大儒

　　认识吕祖谦，最好的切入口，是他与朱熹之间那段长达十余年的“诤友”之谊。

　　朱熹几乎所有重要文字在问世之前，都要先寄给吕祖谦过目。收到来稿，吕祖谦总是认真研读，逐一回应，该认同处认同，该质疑处绝不含糊。两人之间意见相左之处并不少，然而分歧摆在明处，友谊却愈发深厚。一位是福建学术的旗帜，一位是浙东学术的代表，两人的往来酬答绵延十数年，构成了宋代学术史上最令人动容的“君子之交”样本。这是真正的“和而不同”。

　　《宋元学案》评价吕祖谦：“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这种“融洽无所偏滞”，并非立场模糊的和稀泥，而是建立在深厚学养之上的真正包容。他师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与张栻、朱熹为友，讲学于明招山、丽泽书院，主张“明理居敬”“经世致用”，直宗孔孟，不私一说、兼取众长，由此开浙东学派之先声。宽，是因为深；容，是因为稳。

　　这种人格气质，在他的学术理念中有直接的映射。吕祖谦论学，始终强调“日用常行”，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主张“穷理在于居敬，居敬在于存心”。这不是玄学，是功夫。他在编纂《近思录》时坚持以“道体”置于卷首，初衷恰恰是要将抽象的义理本原与具体的日常践行贯通起来——“关于大体而且于日用者”，才是他选录的标准。这一思想经后学许谦进一步阐发，演化为婺学的核心命题：圣人之道不是悬挂于庙堂之上的闲谈，而是渗透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日常伦常之中。从吕祖谦到许谦，这是两代人的思想接力，也是婺学“经世致用”精神的一脉相承。

　　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在《志学斯邑：1100至1600年间婺州士人之志业》中指出，吕祖谦作为婺州首位名师，通过书院规约，从学、行以及应举三方面为士人树立了清晰的身份辨识，使地方精英家族凝聚为积极的道德和社会力量。学术精神，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渗入了地方治理的肌理。

　　以流证远

　　一本书走过半个东亚

　　衡量一种学术传统的生命力，最有力的证明，往往不是它在本土的热度，而是它能否突破地域，在异质文化中生根发芽。以这个标准来看，吕祖谦参与编纂的《近思录》，堪称宋代学术史上传播力最强的著作之一。

　　宋末元初，《近思录》便已远播日本与朝鲜。在日本，这部书的传播历史与崎门学派宗师山崎闇斋(1619—1682年)密不可分。山崎闇斋对《近思录》推崇备至，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评语：“六经四子四贤诀，都在近思一帙中。”——在他看来，读懂《近思录》，便读懂了六经、四书与周张二程四位先贤思想的精髓。他为《近思录》标注日文训点，使这部宋代理学入门读本在日本的普及程度大幅提升，成为后世讲读该书的重要依据。德川时代中后期，《近思录》已成为理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围绕它产生的讲义录、注解本层出不穷：若林强斋弟子整理有《近思录师说讲义》《近思录道体师说》《近思录十四目讲义》，中村惕斋与溪百年专为“童蒙之辈”编著《近思录示蒙句解》与《近思录余师》，以浅显日文解说，深受孩童喜爱。一部宋代浙江人编的理学读本，竟成了江户时代日本孩子的启蒙课本，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文化传播故事。

　　《近思录》在朝鲜的影响，更为深远而制度化。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登基(1418年)伊始，便将《近思录》列为经筵讲读内容之一；1436年，朝廷听取建议，在国内大举刊行此书，使其成为举国士人共同研读的经典文本。朝鲜儒学宗师李滉(号退溪，1501—1570年)，有“朝鲜朱子”之称，他专门撰写《近思录问目》，对《近思录》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阐发。此后，朝鲜学者更仿照《近思录》的体例，编撰出本土儒学的续编之作：李汉膺所编《续近思录》，将朱熹、张栻、吕祖谦与李滉的语录合为一帙，实现了宋代理学与朝鲜儒学的精神接续；宋秉璿所编《近思续录》，采辑赵光祖、李滉、李珥、金长生、宋时烈之语，构建起朝鲜儒学的完整传承谱系。一本书，先是入门读本，继而成为理论基础，最终激发出一个文化共同体自我书写的冲动——《近思录》在朝鲜的接受史，可谓典范。

　　婺学的跨文化影响，并不止于《近思录》一书。吕祖谦之后，金华大地上相继涌现出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史称“北山四先生”，构成婺学传承的核心谱系。明代官修著作《四书大全》广泛集结宋元诸儒学说，其中大量引用北山四先生的注解，该书随后在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广泛流行，在各国科举与学术领域发挥了深远影响。金履祥在《濂洛风雅》中构建的道统谱系——从周敦颐、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黄榦，再到何基、王柏——被东亚儒学界广泛接受，成为东亚理学传承叙事的标准版本。

　　《近思录》在东亚的传播，呈现出历史性与发展性并存、原则性与创新性并存的显著特征。直至二十世纪初，日、韩两国仍不断涌现出新的衍生文献。一部由金华人参与主编的理学读本，以其蕴含的普遍人文原理，与东亚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实现了近乎完美的调适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