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民二代”他们梦归何处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给家里，而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家中似乎也很少对他们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与父辈的“生存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多属“发展型”，打工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
　　而与父辈的另一个区别是，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除了待遇上有所要求外，对精神方面的要求也很高。而这种挑剔，也让企业主们感到很是“头疼”，有的企业为他们专门建起了休闲区，以供大家消遣用。宁波江北一家电子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对记者说，现在的农民工，很难伺候，一点苦都不能吃，并且脾气也大，一点不如意，就扔挑子走人了。
　　记者采访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发现虽然生活在城市，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内心其实还是孤独的。他们每天工作在流水线上，到月底拿到手的是微薄的薪水。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王成标的父母是典型的“民一代”，自己被父母留在老家的爷爷奶奶身边一直到上初中。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管不了他，他自己学习一直好不了。初中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了宁波。来了之后，他就被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迷住了，“做一个城市人真好！要啥有啥！”王成标说。
　　后来，他才发现，虽然城市这么美好，但是属于他的却不多，他的父母租的是小区的车库，又潮又湿，空间又小，就这，还占去了母亲半个月的工资。同时，他还发现，在城里打工是很累的活儿，他的父母都在一个电器加工厂做杂工，每天回来累得倒床就睡，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王成标忽然也感到空虚和失落。
　　王成标在16岁的时候，终于拥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但是干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就不做了。“那活儿太累了，我根本干不下来。”王成标说。此后，他就游荡在城市，从而学会了上网，学会了把头发染成黄色，有些东西虽然买不起，但也让他认识了。
　　18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好生劝说下，他进了一个工具厂学起了车工，这一学就是两年，终于出师了。此后，他就在这个城市以打工为生。王成标说，这几年，他一共换了六七份工作，但是一直没有赚到钱。谈到换工作的原因，要么是“工作太苦”，要么是“车间主任的脸色难看”，要么是“不适合自己”。过了今年春节，他看到招工的多了，心就又活了，把原来的工作给辞了，重新找起了工作。
　　对于未来，王成标说他心里一直没有底。与他的父母辈相比，他的生活状态一直也没有改变，租住在最便宜的民房里，一个月的房租要400块左右，他曾想买一台电脑，但是又怕放在这样的房子里丢了，同时又因为生活不安定，他也不敢接网线，所以，每个月到网吧上网，都要花去一笔钱。王成标很想在宁波拥有一套房子，过上那种像模像样的生活。但是他知道，这些都是“想想而已”，城市的门槛太高了，像他这样的情况，将来唯一的退路，还是在遥远的农村。而对农村，王成标说，他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乡间的气息对他来讲已经陌生，这几年，他过春节也不愿意回去，因为回去实在适应不了老家那一下雨雪就泥泞的乡间小路和一到晚上就黑乎乎的天地。他不知道这种生活何时是个头，但是他只能就这样往下走。
　和王成标相比，小白在宁波已经打工10年，他说他有技术，但是就是融入不进这个城市，户口、工作、房子，都是一道道门槛，“我就是一天24小时上班，也买不起一套房子。并且随着年龄越大，会越来越感到失落。”
因为没有归属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讲，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边缘。与父辈们不同，他们有自己的追求，法律意识也高，如果稍有些不如意，他们就会去找有关部门投诉。他们很关心国家有关他们的改革问题，例如户籍、居住、劳动环境等，但是和以前一样，他们还是找不到“方向”。“两会”期间，记者曾走访了100多名新生代农民工，发现他们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结，自主意识、权利意识也在增强。他们大部分都表示不打算返回家乡，而是准备“在宁波生活下来，做新宁波人”。
接受记者采访的农民工都会对记者说，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努力在寻找自己的快乐，但更多的时候，感到的还是城市的“冰冷”。谈到媒体上都在报道的“民工荒”，他们会说，其实没有民工荒，只是城市的高房价和生存压力，把大家都吓跑了。一名来自山东的农民工说，现在中国缺的不是农民工，而是如何让农民工在城市中有“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