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春,邵飘萍应约返回国内,受聘为上海《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主笔,撰写时事短评,他意气风发,写作甚勤,往往一日撰写数篇时评,对袁世凯进行猛烈抨击。袁世凯垮台后,《申报》为加强中央政情的采访和有关北京新闻的报道,特聘邵飘萍为驻京特派员。自此期间,他写下了251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把历史的风云都留在了自己的笔下,这些专电和通信都是邵飘萍深入采访、调查的结果,事实准确、材料丰富、简洁深刻,其新闻通讯洞若观火,又事关大局,引起了新闻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响。邵飘萍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四方,成为有口皆碑的著名记者。与此同时,邵飘萍曾一度兼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报的主编。
在邵飘萍来到北平之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通讯社,并为自己在北京的新闻采访活动打下了根基。这个通讯社就是成立于1916年8月的北京新闻编译社。该通讯社不为某一政治派别所左右,较有独立性的通讯社,是同期我国通讯社中的佼佼者,在当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对中国通讯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外国通讯社左右着外国政府,编译社成立后,每日都有一两条引人注目的特殊新闻,常被中外报刊所采用,北京各报纸面目得以整改。到1924年,北平的通讯社达到20多家,政府要闻无一遗漏,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在京的垄断地位。这一变化与进步,不能不归功于邵飘萍的引领。在中国新闻史上,邵飘萍第一个重视通讯社,并以通讯社为依托成功地开展新闻采访和报道活动的著名记者。
5 中国报界的先驱者
邵飘萍以最后蒙难完成了作为中国报界先驱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国新闻自由的漫漫长路,也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鲜明的路标。生前,他对中国的办报环境是有充分认识的,曾经说,“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皆已渐成过去”,惟中国报纸“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对于新闻,“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他提出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但又深知,要使新闻自由获得保障,必须同时使社会获得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恩赐得来,他认为,它的实现过程,是“言论界与政府当局恶战苦斗之历史,”所以他一生坚持把争取新闻自由同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他也有过于乐观、轻信的时候,评传没有为贤者讳,其中也写到鲁迅对他的批评等等,最难得的是,他以“新闻界战斗的壮士”自许,“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屡仆屡起,直至死而后已。
一个真正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不会把自己围困在昨天的城堡里,他必定要寻找通往明天的道路。留守不会出错,这是明明白白的;但是我宁可赞美那些听从内心的指引——所谓时代的召唤到底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而勇于前行,并因此误入“歧途”的“过客”。
飘萍一生疾恶如仇与黑暗统治作殊死斗争。1928年北京新闻界为他补开了追悼会。1949年4月毛主席亲自批示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邵飘萍诞辰100周年,殉难60周年之际,全国新闻领导、省、市党政领导在金华婺州公园为邵飘萍铜像揭幕。
作为一个记者,邵飘萍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极为热爱,曾自称:“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正是出于这种对新闻事业的敬业和献身精神,他精益求精、不断进取、兢兢业业、全力以赴。既学识过人,才华出众,又开朗热情,善于应对周旋。每当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就全身心地投入,穷追不舍。因此,经常能采写到令同行惊羡不已的重大新闻和度假新闻。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报复和时间自己的新闻思想,邵飘萍还致力于自己办报。邵飘萍是中国新闻界不可多得的全才,一名坚守社会责任的新闻记者,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他的人格品质和职业精神将鼓舞每一位中国新闻业的后来者,他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后人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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