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没有直接提出“人性”的名词，但多篇人物传记组成了一个展览各种历史人物的人性的长廊，在描述传主生平时，透视了他们各自的人性。或赞美高尚的正面人性，或揭露批判负面的人性，警示人们怎样做人，发扬美好的人性，鄙弃丑恶的人性。
什么是人性？说白了就是人的本性。马克思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我们不仅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还要研究个别人的不同本性。我理解，就人的一般本性而言，人需要温饱、结婚等是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大体相似；而人是社会的人，需要处理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种种关系，则是人的社会属性。而个别人的社会属性是不同的，有高尚与低下、善良与凶恶、正直与阿谀、真诚与虚伪等的区别。《史记》刻画人物时就侧重展示了他们属于社会性的具体不同的人性。
司马迁赞扬人性要讲“义”，也肯定人性求富求利的合理。《史记》70列传，首篇是《伯夷列传》，第70篇是《太史公自序》，相当于自传和全书的序言，而第69篇《货殖列传》才是写历史人物传的末篇。这样的安排有什么意义？《伯夷列传》写殷末周初两位高士伯夷和叔齐，他们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因激于义而争让君位；周武王伐纣时他们扣马而谏；周朝建立他们又耻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一个“义”字，坚守精神上的一种道德信仰。对他们的守“义”行为我们另作评论，但司马迁是赞扬他们、同情他们的。
《货殖列传》是写商人的。货殖，即经商，所以货殖列传就是商人列传。该传从理论上指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社会上各种人都在求富。他引用民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明各种人为利奔走。同时，该传记叙了自秦汉以来的一批富商大贾的言行，如范蠡、计然，孔子的学生子贡，还有商人之祖的白圭，做盐铁生意的猗顿、郭纵富比王侯，乌氏倮、寡妇清或因畜牧，或因采矿致富，得到秦始皇的奖励。司马迁对他们正当致富都加以肯定和赞赏。
这里司马迁比孔子似有进步了。《论语·里仁》记载，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意思，君子懂得义，小人懂得利。从道德上说，君子与小人显然是不同的，孔子肯定君子，而贬低小人。但司马迁既肯定伯夷和叔齐的高尚的道义，也肯定商人们正当的致富求利。求富也是人的一般本性，并非只是小人，君子也会求利。司马迁看来，人性从“喻于利”追求物质开始，进一步要提升到“喻于义”的精神境界，即人性的最高境界。他提倡人性要讲“义”，也肯定人性求富求利的合理。
“善其所善，养之；恶其所恶，去之”
在中国战国时期，学者们对人性展开广泛的讨论。孟子主张性善说，荀子主张性恶说。这种争论虽无定论，但促进了人们对人性的重视。到了汉代，司马迁对人性的认识就是在战国士林的认识基础上的发展。他在《史记》中对人性的善与恶都有描写。
人性善者，如载于《万石张叔列传》的张欧，他身为御使大夫(西汉时御史大夫虽居副丞相之位以协助丞相综理大政，但仍偏重于执法或纠察，不仅可劾奏不法的大臣，而且还可奉诏收缚或审讯有罪的官吏)，在当时酷吏当道的官场上，坚持与人为善的本性，始终以诚恳忠厚的态度做官待人。当需要呈报狱案时，能退回重审的，全部退回；不能退回的，才不得已上报。
再如载于《韩长孺列传》的韩安国，他也是御使大夫，也有与人为善的本性。韩安国因坐法抵罪(因过失违法犯罪)，狱吏田甲侮辱安国。安国说：“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说：“然即溺之。”不久，韩安国被起用为梁内史(诸侯国梁国的主民政之官)。田甲逃走了。安国说：“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脱衣露胸前去谢罪)安国笑着说：“可以撒尿了，你这种人值得我惩治、较量吗？”韩安国到底都善待田甲。此事可见韩安国与人为善，以德报怨，胸襟宽广，人性之善。
人性恶者，如载于《商君列传》的战国时代秦相商鞅，助秦孝公变法。其法是“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者腰斩。(把百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组织起来，相互监督，什伍中一家有罪，其他各家如不举报，则都按与罪犯同罪处罚，不告发的将被处以腰斩的刑罚。)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商鞅变法对壮大秦国有功，但就起人性说，他所建立的“连坐”制度则是强迫与人为恶，所以司马迁在传末说他人性“刻薄”、“少恩”，最终自食恶果。
再如《酷吏列传》中所写的汉代酷吏义纵和王温舒等人，滥杀无辜，凶恶之极，最后他们也不得好死。义纵被弃市，王温舒畏罪自杀。为恶者，最后也害死自己，这对为恶者不是警戒吗？司马迁在这些传记中劝善惩恶，揭示了人性中善良与凶恶的区别，高扬善良的人性，鞭挞凶恶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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