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理想画宏图 再把好歌来欢唱

　　中国流行音乐真正的开端始于《军港之夜》

　　音乐走入千家万户，归功录音机；录音机的普及，归功于邓丽君

　　张行的《迟到》一出来，99%的中国人会唱歌了；等到《心太软》时，剩下的1%中国人也会唱歌了

　　等到理想画宏图 再把好歌来欢唱

　　“民谣是最好的音乐启蒙教材”

　　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老师，从小在学校里就接触音乐，估计也从爸妈那里遗传了一些音乐细胞。还有一个是我们汤溪流传出来很多民谣，这些民谣是让小孩子从小受音乐启蒙最好的教材。如果说一个地方有很多的民谣，小孩子从两三岁开始学讲话就开始在唱歌，那就是我们说的民谣能带你进入音乐的世界。所以我很小接触的歌确实是这些汤溪民歌，而不是说到了上学的年纪上了音乐课才开始。汤溪的山歌有很多种，有说的、唱的，有说唱的，有唱情爱的，还有雇工唱雇主的，家里很穷，在地主家里帮工，唱人家家里多少好，自己多少苦，这一类非常多。第三类是唱自己的亲娘好、后妈不好的歌，也很多。还有一些就是男女之间暧昧的歌。

　　《手绢情》是我很小就学会的歌，小的时候家门前有河，他们撑着毛竹排，把东西运到山里去，又把山里的货运出来，这些人常常唱一些爱情的歌。《手绢情》讲的是一个女孩子去洗衣服，不小心手绢掉水里漂走了，刚好撑着毛竹排的小伙子捡到了，女孩子就问他把手绢要回来，发生了这么点故事。其实歌词很简单，音乐也很简单，可能只有“哆来咪发”四个音，毕竟这些都是小孩、妇女和老人吟唱的，年轻人是不唱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唱，只有小的时候和老来的时候才想起来唱的歌：

　　十八姐，十八郎

　　十八埠头捣衣裳

　　花花手巾掉在后溪滩

　　撑排哥哥拣拣到

　　女声：

　　撑排哥哥还给我

　　上上下下来吃茶

　　男声：

　　阿怎么晓得你家的门口朝哪边？

　　女声：

　　我家的门口朝南边

　　前面有梧桐树

　　后面有白牡丹

　　白牡丹树下一丛千斤藤

　　撑排哥哥拔去做纤绳

　　前面讲到那些很穷的人唱的歌，基本上都是小孩子唱比较多，相当于我们读幼儿园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不上幼儿园，就是学唱民歌，有很多曲子。《帮佣谣》这段只有词，没有音调：

　　摘条大蒜摘条葱

　　双手冻得红彤彤

　　问你借个铜火笼

　　借我烘一烘

　　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

　　你是帮人人，我是雇人人。

　　这段讲的就是受雇的人下雪天去摘大蒜和葱，手被冻得通红，回来很冷，问主人那里想借个火炉暖下手，主人就说你是什么人，能借的吗？你是雇来的人，我是雇你的人，就是身份地位要区别起来。这些歌就是这么简单，小时候上幼儿园唱的就是这些。还有一个我每次唱，妻子都会笑的，端午节我们也有一个民谣。你家有粽子吃，我家有粽子吃，可能有的时候你们家做得早一点，我们家做得迟一点，这个时候小孩子在一起玩也有一种嫉妒心理，就唱歌来发泄一下。

　　端午吃个粽

　　端六肚里痛

　　端七来弗及(不行了)

　　端八赶(制)棺材

　　端九铃铃铃

　　端十埋在山头巅

　　讲到这里，我想起来你们去汤溪一定会听到一类民歌是讲道士的。汤溪以前有三帮道士很有名，比如南面的人死了请北面的，西面的人死了请东面的，一般这个都是约定俗成。但是有的时候南面的人死了会叫东面的人来，本来是应该叫北面的人来的，这就造成了当一个道士在里面做法事的时候，另外的道士就会因为嫉妒教小孩子唱这个歌，去唱，让这个道士难过。我小的时候就唱过。那次我们这边死了一个人，这里的道士没有被主人家里请去，去外面请了一个道士，就是有这么一首诅咒在做法事的道士不好的歌：

　　爷爷楼下写联对(对联)

　　嬷嬷楼上拍箱背

　　十个手指头拍得紫巍巍

　　扔扔水晶(道士名)屋瓦背

　　水晶他说拣个吃吃看

　　吃得生疔生瘤块

　　这里面唱的水晶就是指道士。这里讲的是一个人拍箱子，拍得手都紫了，就割掉了扔到屋瓦背上去，这个道士没东西吃，还要去把这个手指头去捡来吃。吃了，长了生疔。

　　刚刚讲到男女之间暗昧的歌也比较多，我现在唱这么一个《相会谣》：

　　女声：

　　郎郎你个短命鬼

　　石头瓦片勿要扔到阿格(我)菜园里来

　　你要青梅白梅走进来

　　上上下下去摘来

　　男声：

　　阿格(我)青梅白梅都勿要

　　只要日头落山来相会

　　女声：

　　实(果真)要来，夜里来

　　扫帚堵门风吹开

　　就是说有个叫郎郎的男的，看到园子里的女的就扔石头以引起女的注意，但是这个女的说你要摘青梅你自己走进来。男的说我不要吃青梅，我只要太阳下山来相会。女的应了一声，你要来的话晚上来，家里的扫帚顶在门上，风一吹就能开。

　　汤溪民谣有很多，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大人有很多也不会让我们听，不会让我们学。其实我爸爸、妈妈和姐姐会唱的比我多很多。有一些内容小孩子是不好听到的。我刚讲到一些地方性的民谣会让小孩子更早地接触音乐，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百分百的中国人都会唱“你到我身边”、“你总是心太软”

　　我是怎么走上音乐之路的呢？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在班里担任文艺委员。小学的时候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教的都是这些方面的歌，现在有好多我还记得。后来真正喜欢上音乐是我到杭州读书以后。1980年，那个学校比较大，学生也多，那时候正好推出15首群众最喜爱的歌曲，《太阳岛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等。当时《太阳岛上》是排在第一位的歌曲，王立平作词作曲。当时的很多歌曲可能你们现在都不知道，但是《祝酒歌》肯定是知道的。这首歌是我们金华的施光南写的，这首歌当时是很有劲的。大家都很没劲的时候，一听这歌就立马来劲了。里面有一句歌词曾经鼓励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这批人，“等到理想画宏图，再把美酒再相会”。刚好我到杭州上大学的时候流行了这么多的歌曲，这也是我最喜欢音乐的时候。而中国流行音乐真正的开端是从一首《军港之夜》开始的。之前的歌都是要配合类似“向前进、向前进”的动作唱的，但是《军港之夜》开始大家都会摇会晃了。这么一个穿着军装的人也唱得这么抒情，大家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歌，也激发了人们想听音乐的欲望。

　　我自己怎么走上音乐之路和什么时候流行什么音乐的关系密不可分。音乐真正能走入千家万户，说起来要归功于录音机，录音机的普及又要归功于邓丽君，如果没有邓丽君，不知道有多少人不会唱歌。当时我们家里放邓丽君的磁带都是走私来的，白天不敢听，只好半夜偷偷摸摸听。1979年过年的时候我才看到录音机，也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以前都是不能听，也不能唱的。作为港台音乐歌手真正能站在舞台上唱歌是从侯德健开始，我们喜欢上吉他又是从陈方圆开始，他唱了一首《童年》，中国30%的人从不会唱歌变得会唱歌。张行的《迟到》让很多人会唱歌了，有的人一辈子都没唱过歌，但是谁都会哼“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我们以前开玩笑的时候说张行的这首歌推出以后，99%的人都会唱歌了，还有百分之一的人没唱，那这百分之一的人什么时候会唱了呢？等《心太软》出来之后都会唱了。“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这句话会唱了之后就没有人不会唱歌了。你们想象不到当时随便一个农民、拉三轮车的都会唱“你到我身边”。流行歌曲的诞生还催生了一个行业，那就是理发店。以前理发店都是公家的，后来才有了私人开的理发店，每个理发店都在放这首歌。当时这首歌还催生了吉他热，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家里可能都有一把吉他。当时的工资水平大概是三十块到四十块之间，吉他是三十五块钱到四十多光景一把，正好是一个月工资。我们现在存不起钱来，但是当时能够每个月存十块钱左右。当时流行吉他热，又是这首《迟到》出来，谁都想学。光教会这首歌就要收十块钱，那些不会吉他的人怎么办呢？都学《爱的罗曼史》，教会就是十块钱。金华的广场上、地道里、少年宫、电影院都在教吉他。

　　金华第一个走向舞台自弹自唱的人

　　我有的这把吉他可能是当时金华的第三把吉他。我第一次接触吉他是在1978年，那年我的大姐姐出嫁，木工师傅来我家做家具，背了一个吉他来。可能因为他也喜欢我的小姐姐，所以就经常把吉他放在我家里，没事情就过来弹几首曲子，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吉他。后来我也成为了金华第一个走向舞台会自弹自唱的人。我怎么会让别人知道我又会弹又会唱呢？那时候很多人说我就在电影里看到过陈方圆自弹自唱，金华怎么也有人会自弹自唱的啊。

　　1983年，我从水电学校毕业分配到莘畈水库工作。有一次我坐车到莘畈水库去，背着吉他在汤溪候车室里等车。其中有个小青年，他从汤溪回金华，一看到吉他，就说汤溪怎么会有这个东西，“这是谁的”，就在候车室里面问起来。我说是我的，他就问我会弹么？当时我就立马弹了一首歌《牵不到你的手》。他听完我的歌，就给我写了一个地址，他说“你到金华来找我吧，我现在来不及要上车了”。他就留下一句话“就凭你现在自弹自唱的水平，在金华肯定是第一个”。后来我回去之后也没去联系这个人，但是他很上心。特地跑到金华总工会管音乐这块的徐工那里说金华乡下有这么一个人很厉害，什么时候搞文化演出了要把他拉来。刚好7月1日要搞一个文艺演出，他就写信到我们单位叫我去参加演出，我就唱了《童年》、《我的中国心》，所有人都站着听完了。后来我跑到中山路那里吃夜宵的时候，结果半个影院的人都跟着我来了。我吃完宵夜，又弹又唱，一遍又一遍。后来说不行，要到公园去，唱了很久还不过瘾，最后到了婺江边。其实当时学会的曲子也不多，很快就唱完了，我就在心里想金华人怎么这么喜欢吉他，我在公交车都不通的山区里，之前天天对着山唱。这么一唱之后我也被文化馆的人发现了。正好金华地区要“撤县变市”了，但是之前一次文艺活动都没有举办过，在这之前的文艺汇演一定要比赛一次，比完了就撤销了。金华地区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群众声乐大奖赛我去参加了，比赛设了最佳演员奖两个，最佳演出奖两个，我就拿了最佳演员奖。当时不是唱歌的，是弹琴和吹口琴两个节目合起来。

　　金华地区影剧院，只要有演出，我都参加过。金华群艺馆的老师说，金华城里的人都不愿意去农村唱歌给农民听，但是我来自农村，而且确实在山里唱给农民听过。只要是群艺馆、影剧院或者共青团写个报告，我就可以跑出来，哪里叫唱歌我都去。后来因为龙灯踩踏的事情，演出也就自然停下来了，很多年一直都没有搞过文艺活动，我也就失业了。

　　“我买一把吉他的钱都可以娶老婆了”

　　再重拾音乐的时候要追溯评文明工厂的时候，每个厂都成立了自己的乐队，经常要搞大合唱、大联唱。有一次我到金华来演出就认识了棉麻厂乐队的陈东，后来去歌舞厅演出也是受他影响。我到金华来还有一个原因，金华电视台来莘畈水库拍片子，晚上住在水库里很无聊，他们说水库里正好有个人会弹弹唱唱，那天晚上也就是聊聊天、唱唱歌，后来他们就让我去金华电视台文艺部，一呆就是四年。白天我在电视台上班，晚上就在歌舞厅里面搞乐队，给大家伴舞。

　　1992年，我、西蒙(张向明)和陈东三人认识了。之前见的时候西蒙在金华大酒店，我和陈东在香港大酒楼，但是真正认识是在华都。当时本来歌舞厅门票只收一块钱的，我们去弹琴之后收八块钱。那时候大家都是正儿八经地跳慢三、慢四，我们弹琴，有人来唱歌。在工厂里面收入只有九十块左右，我们在华都的基本工资就有八百了，再加上七七八八的一些，月收入也有两千来块。家里面老说我三十几岁了还不结婚，存起来讨老婆的钱全部用来买琴买掉了。我买了一把6800元美国原装进口的百威吉他。六千八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那会儿买房子才15000元，六千八娶个老婆绰绰有余了。为了这，我爸爸说要修理我，我妈妈是没办法，我说我还差两千块钱，她还偷偷帮我凑了一些。但是钱还是不够，我就把以前买的金戒指也拿去卖掉了。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音乐的荒芜到繁盛的时候，当时痴迷到只要一卷磁带出来就立马买来，没几天里面十五首歌就都会唱了。到后面磁带出来越来越多，也就没法都学过来了，尤其是欧美音乐、港台音乐一下子在几个月之内向大陆涌过来。陈琳出磁带买了一卷，黑豹出磁带时也买了一卷，我跟陈东在一起开玩笑，就说天下所有的歌曲我们都会唱了。1992年，我们在华都夜总会上班，这里的夜总会是全国第一家正儿八经叫夜总会的，还上了《参考消息》。在此之前，夜总会这个词儿不能用。在那里上班，我们弹世界有名的舞曲，有男歌手或者女歌手唱，下面舞池里面大家跳舞，就像电影里面一样。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夜总会卡座还能吃饭，卡座很宽，七八个人可以坐。当时，金华有个人天天来，有时候高兴就给一百块钱，放在箱子上说，“给我唱一首《北国之春》”，由此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点歌。在那里演出我们经常能收到花篮，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我们一个晚上唱下来，几乎每首歌都有人送花篮上来。花篮是有提成的，无形中我们从原来只有八百块工资，但是花篮的提成一算下来就有两千多了，比工资还高，当时局长级别的工资也只有两百块。

　　金华这个地方山好水好，特别留得住人，尤其是玩音乐的，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在外面工资很高，但还是回金华的原因。在华都做了一年，想想外面的天空更精彩。当我还在为能赚千把块钱一个月沾沾自喜的时候，福建那边的老板叫我去那边唱歌，说我不能保证工资怎么样，但是一个月寄一万块钱回家是没问题的，然后我就去了福建福清。福清也奇怪，那个时候走私的全套音响那里都有，但他们就喜欢有人弹琴的乐队。那里的渔民当时可以捕捞鳗鱼，小小的一条就能卖八块钱。每次出海一捞就是上千条，可想而知多有钱了。晚上他们没地方去，夜总会就成了他们“斗钱”的地方。他们为了显示自己有钱，点歌的时候，一百块钱一个的花篮，都是一下子三五十个一起上。很多时候，我们一首歌开始唱了，花篮全都搬上去，还没唱完，又全部搬下来，等第二首歌开始唱时，又重新搬回去。

　　因为听说乐队赚钱，一个月赚得的钱比在厂里多多了，很多人就都跑去学吉他，组乐队，这也就催生了乐队热。国内乐队最红火的时候大概是1994年前后。我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在迪尔啤酒城做。不做乐队之后，我就把琴交给了阿楼，他接了我的班开始做了。再过了大概一年光景，乐队几乎消失了。尽管有很多人是因为听说赚钱才组乐队的，但是还是有不少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在坚持，比如陈东他们现在组建的骆家塘七号，还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演出，这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KTV和网络的出现把乐队赶出了舞台，这个大概是2000年。后来我自己开饭店，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吉他也荒废了。但现在条件好了，又重新把这份兴趣找回来，跟陈东、西蒙在一起玩玩音乐，生活特别开心。

　　临近结束，一位来自塔石的听众特别喜欢可遇老师唱歌，即兴填了一首《浣溪沙·听可遇讲述音乐人生有感》：

　　忆得当时开笑颜，飞歌酬唱对南天，沉思往事日如年。

　　追梦以随云鬓改，知心常共曲魂牵，今宵只道月曾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