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有“玩物丧志”的感慨，其中志向应该归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约束，以致诗词歌赋、字画器皿都被宋代的理学家划作“玩物”，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就形同空中楼阁，所以可以美其名曰“壮志凌云”了。其实，志者，无非士人之心，它所能依托的反而不是道德文章、事功举业，恰恰在器物之间能够潜泳周游，日壮声色，玩物也就不是丧志了，倒是蓄志的事情了。王世襄素有“京城第一玩家”的封号，上及厅堂，下至庖厨，皆有擅场，更有绝学。他的《明式家具研究》被认作是继郭沫若的青铜器、沈从文的服装史之后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其影响深广，可见一斑。有人谓其使市井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这也足以见出王世襄老人的“志”之所在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在士人之心；士人之心在乎告诸往而知来者，道统不断有承继。借王世襄老人《扁担铭》中语，士人之心也就是“莫低莫昂，莫抑莫扬，平允正直，无往不臧”，因此，关于中国古代家具艺术的物质及精神属性，高旭彬先生取“缘敬而生”一义，正是出于他与中国古代家具之间有着别样的缘分，使我们窥见“慢工”出来的“细活”确实别有洞天，而我们如同化外之人，触目所及，已经不大识得“家珍”了。

　　中国古代家具进入博物馆

　　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三代以前的青铜器、玉器，或者三代以后的瓷器、碑帖、字画，都是艺术品。但家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被认作艺术品。过去收藏家具的就跟收旧货的一样，不是正儿八经的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国古代家具的认识很不到位。中国古代家具被当作艺术品看待，想来不足一百年的时间。中国人对一样东西往往因为它的物质性过于明显，而忽略了它的精神性。比如以前人家吃饭用的八仙桌，多半不被认作可以收藏的艺术品。只有当这张八仙桌的实用功能退居其后，精神性自实用性中剥离出来，我们才不会习焉不察，才能够感觉到它作为一件艺术品带给我们欣赏的愉悦。

　　西方人很早地把家具当作雕塑来看待。1944年，古斯塔夫·艾克出版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他是世界上研究中国明式家具的重要学者，这本图考首印仅200册，现在要是拥有此书，也是价值惊人。到了上世纪60年代，西方曾重印过。中国一直到1991年，才由薛吟译出，算是有了第一部正儿八经研究中国古代家具的书。自古斯塔夫·艾克之后，中国出现了古代家具研究方面的泰斗人物王世襄。他收旧家具的时候，人家都在玩青铜器。当他靠自行车驮回各式家具时，人们还笑话他收藏不上台面。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的《明式家具珍赏》在香港推出，一时成了很多倒卖家具的人们按图索骥的工具。这本书对中国古代家具的欣赏和研究做出了基础性的工作。像紫檀、黄花梨等木材制作的中国古代家具也正式进入博物馆的殿堂，像上海博物馆、马未都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美国费城博物馆都有收藏。

　　很遗憾的是，到上世纪90年代为止，我们对中国古代家具的欣赏仅停留于对木材的认识。过于看重紫檀、黄花梨、鸡翅木等好木材的家具，以致忽略了其他较为普通的如樟木等所谓的“柴木”制作的家具。一张椅子他所拥有的美感，与它的木质好坏有关，也更关乎其中的手艺和沉淀的时间。一次，我去诸暨买了一张条桌托运回来，三轮车夫帮我拉到家里，他感慨“这种东西被我劈掉的很多”，以前拉家具他要裹上毛毯，眼看是他劈掉过的这种东西，他就不屑于裹上毛毯了。我反而紧张地跟他说，“平常你用一条毛毯裹，今天你要拿两条毛毯裹着。新的碰了倒没什么，旧的碰了那就完了”。百年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痴迷，以致认为西方文化代表先进的方向，甚至以西方文化作为唯一的模式来抹杀自身对传统的记忆。由此可见，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糟蹋的不仅仅是美好的东西，也有我们美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