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的废墟

　　故事比我想象的简单，在一次墨西哥的学术聚会上，布劳尔答应给布鲁玛•伦农寄上一本康拉德的《阴影线》，但此时，布劳尔的所有书籍已经在海滨当作砖块抹上水泥砌好了墙，当他回忆起康拉德的《阴影线》具体位于哪个位置的时候，他的“纸房子”也遭到了摧毁，用他那把昼夜寻找敲击的榔头，他为远在伦敦的布鲁玛•伦农献上了一本沾满了水泥屑的康拉德的《阴影线》，可是布鲁玛•伦农已经死于一次车祸，当她从一家旧书店买下《艾米莉•狄金森诗集》的时候。接管布鲁玛•伦农办公室杂务的同事，发现了这本扉页上有神秘题赠的《阴影线》，于是踏上了寻找死者与寄书人布劳尔之间究竟有何关联的旅程。

　　这不过是多明盖兹为了谈论接下来的书籍的事情的一个小由头。托纳克曾经在与卡里埃尔、艾柯谈论书籍时，重提黑塞的一段话，“随着时光，新的发明越是满足人们对娱乐和教育的需求，书也越是将重获其神圣性和权威性。我们尚未到达那一步，也就是具有竞争力的新发明如收音机、电影等，取代了印刷书籍的某一部分用途，而书恰恰可以毫无损失地丢掉这一部分用途。”艾柯补充说道，“在某个特定时代，人类发明了书写。我们可以把书写视为手的延伸，这样一来，书写就是近乎天然的……相比之下，我们的现代发明，电影、收音机、网络，都不是天然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摆脱书。多明盖兹是这这个意义上开始谈论书籍，他说，“书籍与我们之间以互需、相交之契紧紧相系，它们见证我们生命中某个永远不能回首的吉光片羽。只要书本仍在身边，便依然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将它们摆着供人检阅，活像公开展示一副巨大、裸露的脑子，透着若干卑微的借口与些许虚假的矜持。”

　　我们借助书籍来谈论自身，似乎我们必须先有一个幻想的废墟，然后才能在这个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城市——也许那是属于我们记忆中或者精神上的一座未来之城，尽管充斥世界上的书籍大多既愚蠢又可笑，艾柯甚至有心收集这方面的作品用以见证人类几千年来未尝不是在愚蠢与可笑之间来回荡秋千，伊拉斯谟早作《愚人颂》真是有先见之明。但除此之外，我们依然为所有充斥于时间迷宫中的先知的作品所环绕，我们深知自己不及这些幽灵的能耐，他们不断地集结成大军，侵占我们的生活空间，或者说侵占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我们趋向于和他们接近的一个过去，以致错失在这个时代活成一个现代人，满心的忧郁只因为无法从书籍的魔咒下得以生还，如果说我们借助书籍建造了一座纸房子，那么我们也因之成为这座纸房子里面的一个纸人。

　　当然多明盖兹所论远非及此，他把火力集中在对那些现今出版物上，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糟糕的状况，人们无法明言一切，正因为我们能够说清楚的一切都消失于所谓的“明言”之中。多明盖兹如是说，几位朋友送了刚出版的书给我，但是他们的言谈却鲜少触及自己的著作。他们说来说去总不外乎：皮格里亚或萨尔是否有妙招，让他们能在阿根廷文坛占一席之地；先预告自己即将出席某场研讨会或新书发布会，届时却不现身算不算高明；究竟该不该“全力瞄准”学院派书评家，还是集中火力对报刊书评下工夫；搞神秘、让人家觉得高深莫测好不好；到底要选择那些会花心思照顾你的书的小出版社，还是投奔能让你风风光光一个月，然后像流星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外资出版公司。他们对于文学的满腔抱负，说穿了和投入选举没有两样，说得更准确一点——简直就像殚精竭虑筹划一场军事行动，冀望借此一举推翻埋没自己才气的藩篱，冲破只有极少数顶尖分子才够格通过的关卡。文学穹苍不乏熠熠明星，凭借出版商大力吹捧造势、在报纸副刊频频曝光，再加上行销有术与文学奖项、蹩脚改编电影的推波助澜，以及花钱买来的书店橱窗醒目陈列位置，就算再糟糕透顶的书，还是有人能够一夕致富。乍听他们在酒吧里聊起这种事，仿佛写作者必须面对的混乱战场，全然不在写作的漫长过程——虽然其中某些人刚起步时确实如此——而是刀起刀落、但看今朝。出版社口口声声抱怨找不到好书稿、大出版社净出“狗屁不通”的作品，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吐，满嘴的失败借口可说，满腔的雄心壮志待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书籍世界俨然成了怨声载道、尔虞我诈的场域，一名作家具不具备才华倒还其次，地盘大小、权力有无才是前提。

　　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是个废墟上的民族，惟有在书籍的世界里，或许值得让我们赞叹自己拥有广大的国土。狄金森说，“陌生的富足使我难受，我感到不适而且异常，像山间灌木丛中的草莓，被移植到了大道上，我不再饥饿，我发现饥饿是窗外人的感觉，一旦入室，也就解除”，尽管我们入室的只不过是一幢纸房子，解除的也只不过是作为一个窗外人的饥饿的感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