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过后，亦是平常。接踵而至的小寒、大寒，雪又厚了几寸，人间的寒暑，不为人力所限，及其短长，又岂在吾辈料算之中。再至于家国之事，更非目力所及，较诸前人，今人多半鼠目寸光，不能视远。然历史助人兴叹，却无力于兴盛，如是检点故籍，只是读书，灯下寸光逐字而行，待至夜深，寒意更见出这是个冬天了。前人谓，灯光之所以能续日月光所不能尽处，只在能尽我一隅之明，不为幽暗所侵，其贵不减日月光者在乎此也。董桥序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中亦提及傅山的“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他对余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极为膺服，陈氏晚年心曲，十有八九为其道破，直是隔代知己。陈寅恪晚岁作《论再生缘》，流传海外，余英时得见，极为文中隐旨所震动，四十年来，得证寅恪先生晚年心曲，表极大之同情，叹乎中国传统文化至此行远而幽微，一如陈寅恪吊王观堂时所言几同怀抱，不意终六十年而后观之，桑田又作沧海，骊珠不可探，蛟龙亦已渺。陈寅恪取霜红龛集之句，经余氏考证，则又是吊傅斯年，其人深旨微意，有如许曲径，实为时局所限，不得已而为之。

　　陈寅恪论中国文化，则有“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融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此论尚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事情，参之今日，亦是切要。西蒙娜·韦伊在1942年也曾说到，“被毁灭了文化的那些人，要么依旧处于没有文化的状态，要么接受别人想传播给他们的一些文化碎片。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不会产生自己的特色，似乎是被同化了。最好的事情是在同化他族的同时，让他族仍能保存他们自己的活文化，尽管这种活文化也已有所改变。这种好事还很少有过呢”，她又说，“往昔的丧失，不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都是人类的最大悲剧”，残酷一如既往，中外历然，读史者岂不慨叹。中国自有史以来，乱华之事不知凡几，然文明统绪不曾断绝，寻其原因，不外是韦伊所说的“当一个入侵民族顺从当地的精神(含的民族就是如此)，从中获得灵感，那里就有了文明”，与此相反，“而当入侵的民族抱着傲慢的无知不放，那里就存在野蛮，而且比灭亡更糟的蒙昧状态要世代延续下去”，这就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黑暗时期”，海德格尔断言世界步入午夜，众人惟有徘徊于期待之中，以待曙光示现，因为东西互融费时且久，不能成于一旦。

　　若要试问今日何日兮，郑钧高歌以商品社会，商品社会自然以消费为第一要义，引之以汉娜·阿伦特的话，则是“不费力气的消费，丝毫不改变生物学意义的生命所固有的贪得无厌的特征，而只会加深这种特征。最终，完全‘摆脱’了艰苦劳动的束缚的人类会自由消费掉整个世界，并且每日自由生产出他们想消费的所有东西”，那么，那些被艰苦劳动所束缚的人们又是什么情况，国际歌中首句即能明乎此也，但克莱蒙梭说得更明确些，“正义斗士的烦心事之一，就是他们要同时对付压迫者的仇恨和被压迫者实力的孱弱，常常还要对付被压迫者心灵的懦弱”。那么，我们为此又该做些什么，莱辛说“我们应该成为朋友”，阿伦特更进一步发挥之，“要是人类总是不去讨论世间的问题，世间就会继续这样没有人性。因为世间并不因其由人类组成便有了人性，也并不因有人声回荡于其中才变得有人性，而只是在它成为对话的对象时才被赋予人性的”。

　　如此，德纳米在《黑暗时期三女哲》中所要传达的，就不仅仅在于他所引用的韦伊的话了，“应该爱命运，应该爱命运所带来的一切，甚至爱命运带来的不幸”。而且更在乎为爱所要践行的志士之道，不以俗世为转移，也不必过分在意“曹溪路”上“山多路几层”(见许浑《盈上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