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婺学创始人吕祖谦和丽泽书院谈起
“书院”一词产生于唐代,最初是指官方收藏和校勘书籍的场所,或者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后发展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和制度,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当代教育名家朱永新认为书院“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古代教育改革的产物。”它不仅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贤人志士,也形成了一整套教学与管理的优良传统。宋以后的大教育家,从范仲淹、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王阳明到王夫之、戴震、康有为、马一浮、钱穆等,无不与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史家张正藩教授在评论书院史指出:书院“对于我国教育、社会、政治及学术思想等方面,均有极大之影响。仅就教育而言,如院址之优美,讲学之自由,教训之合一,以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注重自动自发之研究精神等等,若与现代之大学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笔者试图结合南宋婺州的吕祖谦和他所创办的丽泽书院以及朱熹等人的书院教育实践,谈谈书院精神及对我们当今教育的启示。
一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南宋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为“东南三贤”。他是将南传的中原文献学加以光大,集大成为“金华学”(或称“吕学”、“婺学”),几与当时盛极一时的闽学和心学平分天下。
清儒全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云:
“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也。”
乾道四年(1167年)至乾道五年(1168年),乾道八年(1172年)至淳熙元年(1174年),他在婺州武义明招山分别为母亲和父亲“守墓”,在这期间,因为他学问渊博,长期研究教育,又在京都太学担任过教学,做过考官,声名卓著,所以四面八方的青年赶到明招山或金华城内,听他讲学。在婺州城内,他创办了丽泽书院。之所以取名“丽泽”,是借用《易经》中“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之义。“丽泽”意为两泽相连,其水交流犹如君子朋友通过讲会而交流认识、学说。
吕祖谦以其学识和人格魅力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宋史》说:“四方之士争趋之。”他病逝后,由其弟吕祖俭继续办理,使书院薪火得以相接,学者何基、王柏等先后担任山长。
吕祖谦一生矢志讲学,他曾担任严州教授、南外宗正教授、太学博士等职务。尤其是他创办的丽泽书院,影响范围广、时间长,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一起,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成为天下学者向往之地,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丽泽书院在明末毁于战火。清康熙六十年,知府取丽泽书院和崇正书院之名,在金华古子城重建“丽正书院”。直至清末废书院兴学堂,改丽正书院为金华中学堂。
二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伴随着近代学堂的兴起而废,但其精神,其所积累的经验也已成为中华教育思想宝库的珍贵财富。我想我们现在的教育到处东张西望、言必称西方的时代,整理我们的自己文化遗产、教育传统,重拾中国教育的美丽精神,发扬书院精神,有着特殊的意义。
重“明伦”,承传做人教育的传统
吕祖谦是南宋书院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以其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书院教育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在于矫正气质以“复善心”。为了复善心,他认为就要用伦理道德约束自己,“习其教,渐其俗”,那么人人皆可为君子。他在其《周礼说》中提出:“要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纲举而目张。”这里所说的“三德”,即是“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所说的“三行”,即“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而“三德三行”等伦理纲常又俱存于儒家经典之中,因而儒经被列为首要的学习内容。
与他同时代的朱熹是书院教育的集大成者,他也主张书院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朱熹抨击当时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为目的的官方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端,反对学校只一味强调学生的应举“及第”,而忽视了道德的培养与才能的提高。朱熹一再强调,在少年时期读小学,要学其事,掌握洒扫应对,掌握最基本的为人处世的常识,教育者要积极认真地做好培根工作。
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在谈到兴办书院的目的时,指出“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明伦’之外无学矣”。他认为做人教育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教育,偏离了做人教育的教育,可以称之为旁门左道;抨击做人教育的论调,可以称之为邪恶之说;奉行这种邪说的教育,可以称之为功利主义教育;为这种功利主义教育所做的宣传,可以说是骗人的谎言;与做人教育背道而驰的人和行为,可以称之为名利小人和祸国殃民之举,他还强调即便是科举考试,也应按照做人教育的要求进行改革,才不愧是选拔真才实学的国家考试;即便是国家对官员的选拔,也应按照做人教育的要求来贯彻落实,这样才称得上是推行道义。
重学术研讨,承传中华文化的薪火
书院作为读书之所,与一般的书斋性质相同。但它同时向社会开放,接纳朋友、学者、文人、墨客、道士、和尚,他们齐集其中游宴、就学、讲会、品诗、论文、研究著述、讨论时局,具有书斋所不可能的广泛的社会性,成为公众文化活动的场所。它一直承担着改造、更新、传递华夏文化理论,培养人才的重担。
吕祖谦与朱熹、王阳明等教育大家一样,肩负着发展学术的时代使命,整理典籍,辨彰学术之绪,以书院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总合古今学说,集成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他讲学不辍,在其短暂一生中,培养大批人才。从《宋元学案》一书可知,上《东莱学案》的嫡传弟子25人,上《丽泽学案》的嫡传弟子63人,可这88人都是精英贤士,否则就上不了“两案”。吕祖谦本人曾在《与刘衡州子澄》中:“士人相过聚,学者近三百。”后代学者中,继承其学,研究其学不乏其人。《宋元学案·丽泽学案》记载:“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吕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兴岳麓之泽,并称克世……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为有明开一代学者之盛。”尤其是孕育出像王应麟、黄东发及明清时代的宋濂、黄宗羲、全祖望等大师,在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以及《史记》、《资治通鉴》、《左传》等各种史籍。这些经、史虽然都有现成书籍可资讲解,但吕祖谦讲学时并不受书籍所囿,常常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而加以引申和发挥,引人入胜,使人听而不厌。
他的教学方法多,强调启发诱导、因材施教、自学自得。就连南宋著名的大哲学家朱熹,也命长子朱塾到婺州拜他为师。事先朱子写书云:
“……此儿懒惰之甚,在家读书,绝不成伦理,到彼冀享警诲,或肯向前……”
不仅求学者日多,而且许多知名学者也纷纷前来讲学,诸如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適及永康学派的陈亮等。“一时士人倾心向往,道统学派灿然昌明,名儒蔚兴,锺武相接,天下称婺州为小邹鲁。”(光绪《金华县志》)
吕祖谦为人务实、宽容,“气质清和,喜欢调和”,具有“宰相之量也”。策划了著名的“鹅湖之会”(安排陆九渊、陆九龄和朱熹辩论),首开不同学派论辩之先。
会议时间:淳熙二年五月二十八、九日至六月八日,会期十天。
会议议题:如何引导学者读书做学问?是格物致知、读书穷理,还是简易工夫、发明本心?
参会名单:吕祖谦、潘景愈;朱熹、蔡元定、何镐、詹体仁、范念德、连崧、徐文臣;陆九龄、陆九渊、朱桴、朱泰卿、邹斌、傅一飞;还有赵烨、詹仪之、赵焯、刘清之、刘迂。
江西的鹅湖之会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交流会,因朱陆存在的分歧不能再短时间内消弭,会谈最终不欢而散,但总的来说是求同存异的大结局。之后,吕、陆、朱三方都对鹅湖之会发表了见解。吕祖谦认为讲学读书是百代为学通法。
类似活动还有比这早八年的“朱张会讲”。当时朱熹闻张栻阐胡氏之学于岳麓,不远千里而来访学。朱张会讲,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并来往于善化城南、衡山南轩二书院,以中和为主题,涉及到太极、乾坤、心性、察识持善之序等理学普遍关注的问题,讲论两个月有余,学徒两千,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又潇湘洙泗之目焉。这次学术活动,比鹅湖之会早8年,首开书院会讲,自由讲学之风。
重践行,强调学以致用
吕祖谦博采众长,既融合中原文献之学,又贯通关洛之学和性理、经术、史事,调和朱、陆之说,兼取永嘉、永康学派之长,是理学转向事功之学一个重要人物。
吕祖谦在《大学策问》中明确提出要“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他认为一个人除了要“明天理”,还要达用,即能够学以致用。他抨击科举取士的弊病,指出必须“教以国政,使之通达政体”,然后才可为他日所用。“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今人读书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所以,他认为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探求是不行的,还必须在日常生活之中加以践行,内化为自己的实际行为,如此才能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他说:“如事亲、从兄、处家、处众,皆非纸上所可记。此学者正当日夕检点,以求长进门路。”他很不满意当时学者只在“推求言句”上下工夫,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德之弃也”。他说:“古人为学,十分之中,九分是动容周旋、洒扫应对,一分在诵读。今之学者,全在诵说。入耳出口,了无涵蓄。”
为此,他注重学生行为规范的养成,是南宋时期书院学规制定的先行者。书院建成后,吕祖谦为书院手订规约。其文集中《学规》所收五种丽泽书院“规约”,记录了他六年内对书院制度化建设所作的贡献。最早的是《乾道四年九月规约》,提出“以孝弟忠信为本”。其次是《乾道五年规约》,提出了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第三是《乾道五年十月关诸州在籍人》,是为分散在各州的在籍人士所订的通信问学、互商学行的规矩。后来又制定了《乾道六年规约》和《乾道九年直日须知》,内容涉及家庭道德、士人行为,以及吊慰、丧礼、祭钱等方面。重明伦,特别注重明理躬行,强调在学术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日用伦常规则,是如何身体力行去做,去实践,他严禁学生去做有害、损人、不正当、不道德的各种行为,如赌博、斗殴、蹴踘、笼养、扑鹑、酣饮酒肆、赴试代笔等,院中同志“闻道相告,闻过相警,患难相恤”,彼此规劝,意在能实践所学。
吕祖谦还重视习武。认为一个国家,文事与武备犹如一个人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具体到教育上,就要培养一批文能处理政事、武能冲锋陷阵,集文武之道于一身的治国之才。这也是其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
重自学,重问答,重启发,推行“学导式”的教学法
从教育史的演化过程中考察,学导式教学法是孔子在春秋时期改革教育、创办私学的实践中创造的。然而,这一良好的教学方法在汉、唐、北宋以来,以为官学与选官制度得合流,教育制度的腐朽而没有得到广泛的推行。到了南宋,随着书院教育制度的完善,吕祖谦、朱熹、张栻等一大批学者、教育家努力倡导、推行孔子的这一优秀的教育传统。
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除集中讲课外,主要采取:自学、互相交流,最后集中解答难点等。他认为,在教学实践中,必须注意学生的接受能力,要循序渐进,不可超越学生所能接受的限度,同时还要解决教材的排列顺序和进度问题,不可杂乱无章,为此他还自编教材《东莱博议》等。他说,“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篡集之指。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陵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览者宜详之。”
朱熹也是积极倡导和推行导学式教学法。他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去体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这里说的“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自去读”、“自去究索”都是发挥学生自己的主体精神而言。
书院老师注重作业的批改和学业的考核,但不排名次,尊重学生的差异。在岳麓书院的学规就规定:“照此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伊川先生云‘学校礼仪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至哉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