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商业，美国人赢在制度，日本人赢在精神，中国人赢在自主的动力。”无疑，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浙商，初逾花甲的俞芷琳对时代脉搏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本该出身富庶之家的他，经历过“文革”，下乡当过农民，做过木匠，时代曾让那个年轻人居于社会底层，却同时让他在煎熬的磨砺中懂得机遇的弥足珍贵、人生奋斗的终极意义和泰然处世该有的平和心态；终于，几近而立之年的他迎来改革开放这一机遇。对知识的追求、对财富的渴望驱动着他上完大学，下海经商，与市场经济共同成长，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从个体经营户转型为现代化企业，直至如今集生产、外贸、投资与一体的润华集团。

　　“小时候，只觉得这个社会好像没有规则”

　　1952年，俞芷琳出生在金华市区四牌楼一个工商业家庭。父亲本是萧山人，早年来金华一家灯笼店做伙计，后借款开起一家杂货店，生意兴隆，于是又置下百亩良田，家有贤妻，膝下几双可爱儿女，也算是个和美之家，却在俞芷琳出生的前一年赶上土地改革，被定为工商户兼地主，所有家产收归集体所有，成为众人批斗的对象，排行老五的俞芷琳也因此未及出世便注定丢失了无忧童年。

　　1958年，俞父被认定为基本守法工商户后，到糖烟酒商店上班，一家人便靠着父亲每月38元工资度日。幼年俞芷琳是在父母的争吵声中长大的，“我很小，还很不懂事，但我从父母不断的争吵里逐渐明白家里日子的艰难，家里兄弟姐妹七个，父母养我们不容易，当时我就想，要是有足够的钱，他们就不会吵了。”或许，正是这样的童年经历让俞芷琳对财富有了一份更强烈的渴望，也在潜意识中把父母的幸福与财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进而建构起他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一个人一无所有，他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挣钱，第一让自己幸福，第二就是让父母过好，然后才是回报社会。”

　　上小学后，社会阶层的概念渐渐走入了俞芷琳的生活，“在学校，最光荣的是干部子女，而我是最底层的。”1966年，俞芷琳小学毕业，文化大革命波及全国，“虽然上了初中，但是几乎等同于辍学，因为学校已经不上课了，我们一群小娃娃只是整天跟着红卫兵到处批斗，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我们也跟着凑热闹，跑去看，但是也看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模糊地觉得这个社会好像找不到规则。”

　　两年后，俞芷琳开始跟着亲戚学做木工，“我父亲说，家有万顷良田，不如薄技在身。无论太平盛世还是生逢乱世，都有饭吃。”俞父朴实的职业观从此影响了俞芷琳的一生，“懂技术，做实业，稳中求进，才是最好的商业发展轨迹。”

　　压抑久了，只要出现哪怕一丝希望，你也会竭尽全力钻进去

　　一年后，俞芷琳被下放到含香人民公社，当起了农民，那年他19岁，在那个年代已是婚配的年龄，“择偶观其实是一个时代价值观的最真实反应，起初漂亮小姑娘都喜欢嫁英雄，后来都想嫁干部子女，还有段时间最兴嫁工人，我下乡那个时候，流行嫁军人，可我还是那个最底层的，娶老婆也最难。读书没着落，老婆没着落，工作也没有选择，要么当农民，要么做社会青年，其他的工作一遇上政审，我肯定通不过，我一个人在农村开了窗口却没有窗门的房间里待着，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虽然羡慕那些干部子女，但我知道，命苦不能怨父母，因为我们没有错，父母也没有错，怨也没有用，我该做点有用的。”

　　于是，俞芷琳便找来一些木料，给自己做上了窗门，不料，这让公社领导喜出望外，“因为公社里没有会做木工活儿的，他就叫我把那些窗门都安上，这样大家住起来都很高兴。”这让刚离开父母的俞芷琳得到一番启示，“感觉一个人在外，要活下来特别不容易，既吃不饱，也穿不暖，但是有手艺，能给别人创造价值，你就能为自己挣来温饱。”

　　和很多那个年代的知青一样，俞芷琳一边种地，一边挖空心思寻找着自己的未来，他曾想过去当兵，也曾跟着老木匠走街串巷做手艺，“可是师傅说好每天给我几毛钱，但是一直没给，我就打算不跟他做了。”知子莫若父，俞父第二日便提着厚礼，带着俞芷琳到木匠师傅家，“我父亲跟那师傅说，以后我就跟着师傅学手艺，不要一分钱，只要饭吃饱，这一说我就断了念，只能安安心心跟着师傅天天到各家干活。”

　　近6年的木匠生涯，俞芷琳学到的却不仅仅是谋生的技术，“我到各家干活，就能看到各家的境况，我说我是黑五类，很快就能跟很多人拉近距离，开始聊起来。我发现每个人的想法都很不一样，同样生不逢时，有的人积极向上，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为可能到来的机会认真地做着准备；有的人怨天尤人，把原本灰暗的日子过得更加一败涂地；有的人有文化，会对时事做出准确的预测；有的人比我多读了好多年的书，算起木工活儿的数据来比我厉害得多。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听了很多人的故事，开阔了眼界，因此有了自知之明，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智慧。我很感激我的父亲，是他引导我找到了人生的出口。”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缺知识，我应该去读书，我想考大学。”于是，俞芷琳买来复习资料，开始准备应试，“我比那些高中生少读了六年书，但我不笨，我比人家基础差，我愿意付出多于他们十倍的努力，我不信不能超过他们，我就开始没日没夜地看书。”天道酬勤，1981年，俞芷琳拿到了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电子工程系公费生的录取通知书，坐进了大学的课堂。“大学里，面对视频教程，我踏踏实实地读了三年书，老师口中的每个词汇于我而言都是新鲜的，我认真做笔记，恨不得把教程里老师的每句话都记下来。”回忆起那段象牙塔里的岁月，俞芷琳颇为感慨，“就好像一个人所有的欲望被压抑了很久，几乎绝望，却忽然有了希望，哪怕是窄窄的一条地缝，也会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地钻进去。”

　　“改革给了所有人以机遇”

　　大学毕业后一年，俞芷琳离开给父亲顶职的糖烟酒商店，来到金华量具厂技术部上班，“我喜欢搞技术，还是那句话，‘家有万顷良田，不如薄技在身’，而且能把大学专业所学用到实处。”工作勤奋又善于钻研的他很快凌驾于多名哈工大高材生之上，当上了技术科长。

　　很快5年过去，改革开放的十年探索在大江南北掀起商业狂潮，夹杂着机遇与诱惑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俞芷琳所在的工厂先后有两任厂长离开原本的国营单位，试水集体经济。紧跟着，第三任厂长某天找到俞芷琳，邀请他一同离厂，到县级国营量具厂工作。

　　俞芷琳由此开始琢磨起市场经济，看到了个体经济的发展前景，“自负盈亏，做起来动力足，调整灵活，而且政策支持，机遇好，县级国营就不一样了，没有竞争力。”于是，俞芷琳婉拒了邀请，借父亲徒弟的关系，到银行借了两万元，开始筹备自己的白龙桥工具厂，“那时候万元户已经是了不得的了，我在国营量具厂每个月的工资只够过日子，没有结余，风险还是有点大的，所以我老婆不同意我直接离职，我就跟厂里达成协议，每月给厂里交一笔钱，保留编制，可以随时回去上班，我也答应厂长，我单干，不做厂里有的产品，而且厂里如果有情况，随叫随到。这么做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也可以给自己留条后路。”

　　1989年5月，俞芷琳的工具厂正式投产，主要承接外贸剪刀生产业务，“我很感谢当初厂长给我定的规矩，就是要做与众不同的产品，产品品类可以少，但是要特别，全世界的这款产品都由我来做，差异化的价值和规模效应同时作用，就一定是高利润，润华发展了25年，我们决策层的产业转型思路也是这样，人无我有，人有我异，走在别人的前面，一旦发现产品供应逐渐饱和，呈现低利润趋势，我们就开始转入新型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和营销，而在此之前，做好足够的准备是制胜的关键，机会不等人，只能是你去为把握机会做准备。”

　　虽几经周折，俞芷琳很快挖到了第一桶金，4000元，后又经自主产品研发，工艺设备技术提升，形成批量化生产，效率远远超过同行业手工打磨工艺，凭着一把异形剪刀便在当年就创下80万利润的骄人业绩，后于1992年个转企，创办金华市润华实业公司，经过产业扩展，于1997年成立润华集团。

　　如今，即将步入老年人群体的俞芷琳开始考虑企业传承，“我想过，我应该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些什么，是物质的财富还是精神的力量、人生的智慧，我不知道，所以我都先准备好，写书，把企业经营理念记录下来；做家谱，让物质财富升华为家族文化；给我父亲建个祠堂，报答他对我的养育之恩，是他让我明白，一个人一生的努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拥有更多的选择！当年我如果没有去做没工钱的木匠，我就永远是个农民。同样，润华也是这样，只有稳中求进，拥有足够雄厚的实力，在投资中才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想改革开放也是这样，它最大的成功就是让很多像我一样的底层年轻人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只要有机会，肯努力，他会找到展现他才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