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风：走上光荣的荆棘路（下）

　　A走上光荣的荆棘路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在蒋风生活的年代里，很少有优秀的儿童文学图书，相反，在孩子们中间，却时常会看到大量淫秽、荒诞的少年儿童读物，毒害着青少年纯洁的心灵。

　　蒋风心情十分沉重，他心想：“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如果幼年的孩子在成长阶段纯洁的心灵被伤害，这将是一辈子的遗憾。”

　　在一次偶然的读报过程中，蒋风看到了三个孩子受荒诞的儿童神怪读物的迷惑，偷偷逃出家门，结伴去四川峨眉山求仙学道，并从山崖跳下来。

　　这件事让蒋风十分震惊，他认识到那些反动、淫秽、荒诞的少年儿童读物对小读者心灵的毒害。

　　“童年时代读一本好书，往往就会成为人生的生活教科书，生动形象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孩子们的引路人。”蒋风暗暗下决心，“要为广大青少年儿童写点东西，要尽自己的力量为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做一些事情。”

　　1947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蒋风正式走上了儿童文学的道路。并写出了《下雨啦》《给，永远比拿愉快》等早期作品。这两篇作品曾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开明出版社选入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语文》教科书、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及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试用教材《儿童文学作品选读》。2002年，《给，永远比拿愉快》被日本选入教科书，还被新加坡教育部选入《中学华文》。

　　而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儿童文学在文坛上一直不被重视，并被当作“小儿科”的二等文学。蒋风根据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和实际体验，对儿童文学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因而才能坚持使其成为自己终生的事业。他曾经说：“回顾我从五十年代开始儿童文学研究，在人生道路上也历经坎坷，因为儿童文学被某些人认为是小狗叫，小猫跳十分浅薄的东西，所以不说社会上不受重视，就连评职称时，无论升讲师、副教授、教授都要比同样条件的人晚一班车。”

　　1956年暑假，蒋风被浙江省教育厅调到浙江师院教书。上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提出“学习苏联”的号召，因此，全国有许多师范院校学习苏联在大学里开设了儿童文学课程。如北京师大的穆木天，东北师大的蒋锡金，华东师大的宋成志，浙江师院的吕漠野，广西师院的黄庆云等，都在各自的大学里开设儿童文学课。安徽师院本来由词学大师宛敏灏先生开设儿童文学课，不久他因被学校任命为教务长，想从儿童文学教学任务中摆脱出来，急于想找人顶替，来信征求蒋风的意见，问蒋风是否愿意担任儿童文学课的教学任务。蒋风基于对儿童文学的兴趣爱好和对儿童文学意义的初步认识，欣然同意去承担这个教学任务。蒋风暑假就去安徽师院所在地芜湖，准备在那里工作，对方也给他排了课程。

　　但当时浙江省教育厅不放人，蒋风不得不返回杭州，最后，省教育厅派蒋风去浙江师院顶替吕漠野老师，与任明耀老师两人合教儿童文学，吕漠野老师改教中教法。就这样，蒋风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走上大学儿童文学讲坛的拓荒者之一。从此，蒋风走上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B探索儿童文学理论研究

　　当时，浙师院中文系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在国内仅次于北大、复旦，该系的一位系副主任曾风趣地对学生说：“打个比喻，北大、复旦是地主，我们这里是富农。”老浙江师院的“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传统学科，在全国高校中文系里都是很有名的。也因此，浙江师院重视“三古”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在当时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在大学的中文系里就认为是“小儿科”，普遍不受重视。儿童文学的学术水准当然也无法与传统学科相比。

　　面对老浙师院这样的现状，蒋风想：做学问就得从一点一滴积累开始，滴水聚集，就能成湖。因此，他坚信小小的火星，终有一天会燃起熊熊大火的。做任何工作都不可恶其小而不为，做学问也一样。没有现成的教材，也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只能白手起家，从中外文学遗产中点点滴滴地搜寻、整理、积累，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了一本十分粗糙的《儿童文学教材》。

　　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蒋风放弃了儿童文学创作，把兴趣和精力转移到理论研究上来。搞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项基础。他把全副精力花在儿童文学资料上，和任明耀先生合编了一本《儿童文学资料》内部发行。为了研究鲁迅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他把《鲁迅全集》通读了一遍。他把鲁迅对儿童文学的有关论述，一一摘录下来，做成卡片，最后编成《鲁迅论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一书，与1961年在少儿出版社出版。

　　然而，正当蒋风想把儿童文学当作一门学问来做时，却因高校推行上面的政策：“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于是，大学里的儿童文学课被精简掉了。蒋风开始转教民间文学，后来民间文学也被精简了，他不得不改教现代文学和写作。但是，蒋风对儿童文学的爱好没有改变，除了尽可能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写作课上加点儿童文学的内容以外，他仍利用业余时间作儿童文学的研究，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后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儿童文学丛谈》，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儿童文学漫笔》。

　　在探索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道路上，蒋风一直在前进……

　　C人生的最大幸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康强盛的国家。家庭首先是由夫妻组成的。夫妻关系也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

　　1958年，因为“大跃进”运动，蒋风当时在杭州大学(此时，原老浙江师院改为杭州大学)工作，被学校派到了萧山农村当新农民，成了农村的猪郎中。这年也是蒋风结婚的大喜之年。

　　这年10月10日，蒋风与卢德芳结婚。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金华师范读书时，蒋风就认识了当时还在读书的卢德芳。卢德芳1936年1月出生于浙江永康，但在金华长大。她在金华毕业后，在金华东孝小学，曹宅、罗店中学任教，后来，蒋风在杭州工作，把她从乡下中学调到城区的环城小学、金师附小教书。

　　结婚时，蒋风写了一篇很美的散文《爱情》献给卢德芳：

　　爱情

　　这是一首最温柔的歌，仿佛春风拂过明净的湖面，漾起一圈圈涟漪。虽然没有一点儿声音，却比优美的歌更动听。在这里，任何语言都显得多余，一颦一笑，都能心领神会。不论感情多隐蔽、多含蓄，甚至不露痕迹，都有灵犀一点通。

　　这是一曲最甜蜜的歌，比糖更甜，比蜜更稠。蜜蜂酿蜜要养料，唱好这曲甜蜜的歌，忠诚是最好的养料。相爱得越深，心里就越甜。只要有她足迹的地方，一草一木，都会留下甜蜜的回忆。穿过漫漫的时间，超越迢迢的空间，都将镌刻下永世难忘的痕迹。

　　这是一首最高尚的歌，具有净化人类灵魂的力量。她激励人们积极向上，去追求美好的明天，去领会生活的真谛，去播种美好的种子。在这个王国里，生活显得更加五光十色、绚丽多彩。

　　结婚时，蒋风从萧山农村回杭州。杭大分给蒋风一间房子。结婚时，中文系主任和一些同事前来祝贺。没有办酒之类的活动，他只给大家分了喜糖。蒋风一直在农村劳动到年底，因工作需要才回杭大。

　　结婚后，他们一直分居杭州与金华，后来，蒋风回金华工作，夫妻团聚，卢德芳全力支持蒋风搞好教学与研究，把家里的事情全包下来，不用蒋风费心费力。他还与卢德芳在家里商定了一个“君子协定”，内容有三条：一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多学习、多工作，整个家务就交给妻子。蒋风向妻子说：“家务事我帮不了你的忙，请多多谅解。”二是教育孩子的事，也请妻子代劳。三是他自身的事，决不麻烦妻子，包括洗衣、洗被、缝补等在内，都自己干。

　　卢德芳确实很辛苦，她自己也是教师，也要备课、批改学生作业，还要操持家务。她们共有3个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蒋晓波，浙江大学毕业，是学半导体专业，是高级工程师，儿子蒋左兵和蒋左航，也都很有出息。

　　蒋风夫妻一直和和睦睦。在金婚庆典上，蒋风发表了热情的讲话，情真意切，让人感动。他说：

　　“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婚姻是件终身大事，人人都很尊重，因为它是关系到一辈子的幸福和痛苦的事。它是爱情的延续，本身就是生活，就是知识，就是爱，就是美。金婚则更是最美的幸福。

　　因为它证明：这桩婚姻是情投意合的结合，是心心相印的结合，是互敬互爱的结合，是相忍相让的结合。

　　因为它证明：它不是三天两天鸡争鹅斗地过日子，也不是猜疑、冷漠中度年华。

　　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从艰难困苦的烽火硝烟中走过来，从坎坎坷坷的政治运动中走过来，那种酸甜苦辣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到。历经艰辛仍能让牢固的婚姻走过半个世纪之久，可以说是久经考验；历经曲折仍能将爱情维系半个世纪之久，也可以说是海枯石烂。一对男女能够走到金婚这一天，应该说是百年好合，幸福无穷的一对了。

　　新婚要庆祝，金婚更应该庆贺，更值得庆贺。这是真正的爱情结晶，它说明爱情没有因时光流逝而淡化，而削弱，而烟消云散，而是老而弥坚，而是越老越坚固，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D第一本儿童文学专著

　　尽管儿童文学在当时是一门“卑微”的学科，但是蒋风始终沉浸在这门学科中，没有现成的教材，蒋风就白手起家，从中外文学遗产中点点滴滴搜寻、整理、积累。在开课的三年时间里，蒋风结合教学工作编写了一份讲稿，1958年，蒋风从中抽出一部分，并于1959年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第一本关于儿童文学方面的书：《中国儿童文学讲话》。

　　该书约六万五千字，分《“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左联”十年时期的儿童文学》《抗战时期和胜利以后的儿童文学》和《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四章，概述我国儿童文学发展情况。

　　该书出版不到两个月便售完了，后又连续印了四次，被学术界认为是“一本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雏形”。

　　著名儿童文学家鲁兵评价说，该书是我国儿童文学的“史略”。应该说，该书的出版不仅是蒋风以后儿童文学研究好的开头，而且该书的学术价值也被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张永健主编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设立专节的篇幅对该书作了评述。张永健认为，该书所分的四章，“虽然这还只是一种较粗略的年代划分，但已经清晰地标明了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时代风格，凸显了我国的儿童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发展的紧密联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我国儿童文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现实指涉性。这应该说是找到了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外在动力机制与环境氛围，抓住了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脉络与关键。”

　　E调入新浙江师院

　　1962年，蒋风调入新组建的浙江师院。当年，浙江师院刚刚由杭州师院、浙江教育学院、浙江体育学院三校合并而成，虽然处于草创阶段，百废待兴，但作为一个新建单位，蒋风内心充满希望。他满怀憧憬地跨进这所新成立的大学。

　　新成立的浙江师院规模扩大，功能齐全，实力大增。全校设中文、数学、物理、外语、体育五个系，另有教研部、函授部、附属中学。有教职员工六百零三人，专职教师二百五十一人，学生一千四百七十三人。1963年6月，国务院任命教育家郑晓沧为浙江师范学院院长，由著名国学家、书法家，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先生为学校书写了浙江师范学院的校牌。这时是浙江师范大学改名前，学校办学的最好时期。

　　蒋风在新的浙江师院工作得非常愉快，虽然不教儿童文学，而是教写作课，但是，他仍然积极潜心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同时，他还发挥自己的新闻写作和儿童文学创作的特长，经常在教写作课时融入儿童文学的相关知识，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都非常喜欢他的课。他还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组织的课外活动，蒋风也会积极参加，拉近了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新建的浙江师院，尚未站稳脚跟，连年不断的运动来了，无法让人安下心来做学问，而且校址也不断迁徙，弄得浙师院上下人心惶惶，动荡不安。1965年，为了试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新学制，把一个初具规模的新师院，强行分崩离析，只剩下三个系迁到金华高村黄土山背上办学。

　　据说，当时是为了战备，学校领导虽然向省里反映了学校搬金华的实际困难，但无济于事。蒋风和其他老师一起，来到原来金华师院的旧址。从金华火车站下车后，即进入金华市区。当时的金华，市区总人口只有7万人，商业店铺集中在现在的江北西市街和解放路。街上有黄牛拉着两轮架子车运煤球，架子车三辆连接，牛脚穿着草鞋，慢悠悠地走着。出了市区兰溪门，就是向学校的公路，是一条坑坑洼洼的砂石路。到学校有七里路，路上要爬两个不小的坡。走了近一个小时，过了骆家塘，才到校门。

　　蒋风回忆在学校的生活，笑着说，当年的浙江师院，当年的师大，地盘小、建筑少、四处杂草丛生，显得破旧、荒凉。大家不无失望地把学校戏称为“四川(窜)大学”：没有围墙，周边农民可以在校园内四处穿行；“早稻田大学”：校园内种着水稻、蔬菜等等，一到夏收秋收，农民把稻谷晒得到处都是，体育课、课外活动都被迫停下来；“牛津(进)大学”：农民每天都要把牛赶到校园内来放牧，有时当我们正在讲课时，耳边会突然传来“哞”的一声吼叫。回头一看，一头牛正把头伸进教室的窗户，瞪着一双牛眼津津有味地蹭课，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戏称老师“对牛弹琴”。

　　蒋风说，虽然是土生土长的金华人，但是，从美丽的西子湖畔来到金华，他和很多老师一样，都有种从城里一下子回归农村的感觉。

　　学校刚刚在金华安顿下来，不到一年，又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大学停课闹“革命”。蒋风也深受其害。

　　F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春云，凝重，失去了昔日舒卷自如的风韵；心魂，迷惘，灵感的器官紧紧锁闭；忧思，像墙角的蜘蛛网，无头无绪……

　　1966年4月，林彪支持江青炮制的《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传达后，对文艺界又是一次强烈的地震。“纪要”说什么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蒋风心想，十多年来，文艺界的重大事情，不都是党中央决定的嘛，好多还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怎么会突然变成了黑线专政？蒋风苦苦思索，不得其解。

　　这年五月，对文艺界和高校而言，更是灾难的开始，一场场的革命运动，四十多年前的五四运动，许许多多的进步青年为一场爱国运动四处奔波，著文呐喊。四十年后，却不讲爱国传统，大讲共产党内部斗争。说什么当前文艺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长期的斗争。

　　这场“斗争”也波及到了浙江师院，对蒋风而言，这是难以忘记的。蒋风热爱儿童，更热爱自己的儿童文学事业，60年代初，他就出版过儿童文学的书籍，这在当时的师院教师中是不多的。对儿童的朴素情感和热爱，也让蒋风每年的五月都显得异常忙碌，他要参加小朋友们的各类庆祝“六一”的精彩活动，可是这年却异乎寻常。十多年来，在这样儿童欢歌笑舞的日子，蒋风总能分享儿童们的欢乐，而这年的《人民日报》最醒目的版面上，分明排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说要“把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充满火药味的文字，使善良、充满童心的蒋风胆战心惊。紧接着，《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波激起千层浪，在聂元梓等七人的“杰作”影响下，那大字报就“忽如一夜春风来”，各个大学的校园里，就到处糊满了大字报。在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只要一个人头脑发热，可以不要任何根据，就把历来受人尊敬的学者、教授、作家……“揪”出来，扣上“黑帮”、“反动权威”、“保皇派”……的政治帽子，推进横扫的行列。随着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一些学生，成立“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在校内开展批判活动，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遍及各个学校。

　　也因此，蒋风遭到了灭顶之灾，他被学校当局当替罪羊推了出来当靶子，给他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头衔，成为第一批“牛鬼蛇神”。

　　这年八月，风暴席卷首都，《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问世。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国立即转为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接着毛泽东接二连三地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上接见来北京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敢字当头”，走上街头，横扫“四旧”，他们张贴大字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他们集会演说，任意发出通令、倡议书。一阵阵旋风，卷起“革命”新浪潮。后来，造反派把他关进牛棚隔离起来。

　　G三年牛棚生活

　　在那年月，批斗会上，那些穿着绿军装的造反派，手握武装带，铜扣朝外，站在被揪斗的人身后，横眉怒目，杀气腾腾的，多少无辜的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实在太可怕……蒋风，也是这无数受害人之一。

　　每逢批斗时，反动派要在蒋风胸前挂牌，可能“反动学术权威”的头衔有点抬高了蒋风，后来改挂“反动文人”的牌子。在“反动文人”四个大字上再用红笔打个大叉。蒋风曾多次被挂牌拉上台批斗或陪斗。每餐在用膳前，牛鬼蛇神都得挂牌在餐厅门口低头认罪，等大伙都买好饭菜，才允许“牛鬼们”排队买饭菜。

　　开始，蒋风感到作为知识分子的面子观念，对此人格上受到莫大侮辱，实在受不了。他后来在《我的三部曲》里，曾经回忆当时自己的思想斗争。他想，做人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意义，真是生不如死，因而几次萌发想轻生的念头，自杀了此一生，以求解脱。但每想到这里，觉得死是容易的，那个时期不断听到外单位有人自杀的消息，可是死了也是冤魂。那时，“牛鬼蛇神”自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被扣上“畏罪自杀”的罪名，所以，自己轻易寻短见，死了谁会给你还清白，死了也是白死，太冤枉了。蒋风又想到了自己心爱的儿童文学，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以前的积累不能白白丢弃。蒋风淡化了轻生的念头。

　　在人生遭遇严重挫折时，蒋风思考着选择最适合自己最正确的生存方式。

　　到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关进“牛棚”的人越来越多。有一段时间，蒋风和原学校领导王元珍书记、林尧副院长等同住一室。林尧年轻时是清华大学研究生，他学历高，又是位老革命，曾在新四军的浙江的四明山根据地工作。他是作为走资派被关进牛棚。他来浙江师院前担任过浙江医学院副院长。听说是因犯右倾错误，调浙江师院。他主管学校教学。注意抓教学质量，抓教师队伍的业务。提出老母鸡带小鸡的主张，要老教师带好青年教师。在中文系提出青年教师要过教学关、古文关、外语关。但在文革运动中也被关进来。他平时不多话，只抽烟。但有时也与蒋风聊几句。他说起自己在四明山打游击时住老乡家，曾与羊群睡一起，有时羊吃草舌头舔到自己的头呢。言下之意，过去革命年代艰苦生活都经历过，眼前的委屈算不了什么。林尧不经意间的话对蒋风在精神上是一种安慰。蒋风还和老干部顾耕初(错划右派)一起负责放牧属于学校的两头牛。除了放牛，蒋风和这些被关牛棚的人白天到指定的田间劳动，晚上聚居在牛棚里聊天。大家渐渐对这种被迫害、被侮辱的精神折磨得也开始麻木、习惯起来。有时互相开点幽默的玩笑，得以打发噩梦的岁月。

　　蒋风生性比较拘谨，不苟言笑。别人在互相逗笑时，他大多坐在旁边静听。有时感到无聊时，他就自己默背唐诗、宋词，或背童趣盎然的儿歌自乐。他在默背这些诗歌时，渐渐地思有所得，便做进一步深入思考，想到有一日能出“牛棚”，可以把眼前的思索写成一本《儿歌论》。想到这里，他不仅振奋起来，把每日思考所得要点记在不容易被人发现的纸片上。

　　他想起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一句名言：“来自纯洁心田的愿望，即使没有成功，没有达到目的，毕竟也会带来很大好处的。”蒋风在牛棚关了三年，精神并没有被摧垮，力量来自于搞儿童文学，我是清白的信念，自信来自于“我要尽可能为孩子们多做一点工作”的纯洁心愿。

　　经过三年“牛棚”劳动，造反派查不出什么问题，1970年终于把蒋风放出来了。蒋风走出“牛棚”，恢复自由时，他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把在“牛棚”作了初步构思的“儿歌论”，尽可能进一步补充完善，加紧完成。

　　这本书后来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儿歌浅谈》。这本书是蒋风打成“牛鬼蛇神”岁月里最好的永久纪念，也是他对儿童文学的又一贡献。

　　H浙师院“一分为三”

　　在牛棚关了三年后，蒋风终于被释放了。然而，到了1970年，国家干脆撤销了浙江师院的大学体制，把学校一分为三，分成金华、台州、丽水三所师专，既不算大专，也不是中专，非驴非马，长达四年之久。

　　何增光主编的《浙江师范大学史》中写道：原以为学校搬到地处偏僻的金华，总可以安心办学，不用折腾了，可事情偏偏不如人愿，随着“斗批改”的深入，浙江省革委会于1970年7月27日，下发了浙革〔1970〕89号文件《关于调整大专院校的决定》，决定“浙江师范学院的人员、设备，由省统一调配给金华、丽水、台州三地区。”这么一句话，令浙江师院撤销停办，对浙师院判了“死刑”。浙江师院就这样又被“文革”中的浙江省革委会强行拆散。驻院工宣队负责人、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仲春，在传达《决定》并进行动员时，称之为“一分为三，三三得九，是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广大教职工听后十分不满。大家戏称该文件是“七零八走”的文件。所谓的“一分为三”，即把浙师院教师和校产，一部分留给金华，一部分去台州，一部分去丽水办学。当时省里还派来了一个拆校工作组，工作组负责人在全校教师大会上用极其严厉的口气，威胁教师：贯彻省里对浙江师院“一分为三”的决定，是贯彻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要严防阶级敌人乘机捣乱。他的讲话给学校制造一种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在所谓教师座谈会上，有教师对省里这样的做法婉转提出建议，是否可以再等一等，仍在金华办学。这样的意见也被否定，甚至把提过意见的人分到相对条件较差的丽水去。后来，分到三地的教师始终不服当时省里的做法，多次向省有关部门，直至国务院提出报告申诉，要求恢复浙江师院。

　　1974年6月，国务院教育部恩准恢复浙江师院建制，教职工是绝大部分回聚一校，而图书设备却散失不少。浙江师院重建了，但仍是个仅三个系的微型学院，在师生员工千人左右的规模上徘徊不前，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