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长到发展五中全会淡化GDP目标
更加重视民生，更加重视社会目标，昨日闭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为今后五年中国的发展定下了基本路径。专家认为，这表明中国政府在未来五年的规划中将淡化经济目标，转而强调社会目标，强调增长和分享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多次会议主要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此次会议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家表示，从“增长方式的转变”到“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仅是字面的改变。
对比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等具体目标，可以发现，这次全会没有提及具体的发展数据，而是更加注重民生问题，更加注重社会目标的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分析，从全会公报来看，经济目标确实被淡化，而社会目标被提到重要位置。“十二五”规划作为对过去传统发展方式的一种反思，就是要加强我们短腿的方面，用更多的社会性目标来约束和考核各级政府。
——资料来源：2010年10月20日《报刊文摘》
当前社会转型有哪些特殊性？
社会转型是指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临的问题。
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过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但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我们的特殊性。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的过程，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任务，又面临经济体制转轨的使命；中国社会转型对农民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剥夺，城市化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其基本要义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中国社会转型没能破解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反而演变出一个农民工群体，形成了三元社会结构。
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是化解社会转型之困的唯一出路。从目前我国的改革实践看，首先是让民众树立起对改革的信心，重构改革的共识。要围绕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突出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自我改革，并尽快解决农民工问题，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缩小贫富、行业、城乡差距。
——资料来源：2010年9月20日《浙江日报》
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面临理论与现实双重困境
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过分强调公共政策的技术性，而对其价值取向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要更多体现出追求社会公平、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可见，公共政策的价值问题是政策科学的基础问题，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为弥补目前学术界过分强调技术层面分析的局限性，研究公共政策的方法需要从事实和价值相分离转向事实和价值相结合。
研究发现，伴随改革出现的利益矛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公共政策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公平价值缺失和偏差，“如果不考虑政策实施的分配效果，不遵循社会公平的理念，公共行政可能忽视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
从公共政策目标群体来看，由于弱势群体可利用的资源有限且缺少参与的机会与渠道，导致强势群体“绑架”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公共政策作用来看，公共政策公平性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它偏重经济政策而忽视社会政策。对社会事务的关注不足导致社会发展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
从公共政策功能来看，公共政策呈现自利化及功利化倾向。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只是为了政府本部门、行业和公务人员的私利而不考虑社会和民众的需求，这就是公共政策的自利化行为，这是政府“内部性”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表现。
从公共政策过程来看，在政策制定、执行、结束等多个环节都存在公平性缺失的风险。政策制定过程公平性的缺失，表现在政策目标信息收集与选择的公平性的缺失、政策内容公平性的缺失、政策主体公平性的缺失；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平性的缺失，表现在政策目标群体了解政策内容的信息渠道的公平性缺失、政策资源投入与使用的公平性缺失、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中公平性的缺失；政策结果公平性的缺失，表现在各种主要政策实施的结果正日益把中国推向高增长、低发展的病态发展社会。
在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引导下，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双重困境的反思下，我国公共政策领域在酝酿新的变革，使公共政策公平性逐步回归与强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就是我国公共政策公平性回归的典型代表。
——资料来源： 2010年9月20日《学习时报》
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三个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下面只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略陈己见。
第一是建设和发展科学的文化哲学问题。建设和发展科学的文化哲学成为我国文化建设中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这个任务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来指导才有可能完成。科学的文化哲学的建立与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也不是几个人在几年、几十年之内能够基本实现的，但这种系统的研究是必要的，它将与对现实文化的研究和文化建设实践互相推动，大大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二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继承与批判相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反对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完全恢复传统文化及其社会地位的复古主义。这种态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也是多数人所认可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加以解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也有一个孰轻孰重的问题。在我看来，革命时期，批判会是重点，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但一般而言，继承无疑是重点，因为传统文化毕竟是现代文化的源头、基础、母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都是中国文化，是一种文化，不是两种文化。
第三是如何对待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对于所有的外国文化，我们都应该抱着尊重和理解的态度，首先，力求了解它，更加深入地认识它，而不应先入为主地歧视和排斥它，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它进行客观的分析而有正确的取舍。这整个过程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辨同异，分优劣，定取舍，致交融。
——资料来源：2010年9月20日《北京日报》
正确看待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就国际环境而言，我国的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既有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和中国文化高度关注所带来的有利契机，也有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实施文化渗透，西方价值观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两者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浪潮中，文化软实力竞争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文化软实力对内体现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发展力、向心力、感染力，对外则体现为国家影响力、亲和力、吸引力。
二是构建和谐世界，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越来越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强势文化企图一统天下，发展中国家则要竭力维护自己的文化特性。
三是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引起了各国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深入思考。发展模式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文化背景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
四是在文化软实力竞争中西强我弱的状况没有根本扭转，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我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与作为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渠道有待拓宽、方式方法还有待完善，文化贸易逆差局面有待进一步扭转。
——资料来源：2010年8月30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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