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我国形成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化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15个大类名列前三。2008年高技术制造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计算机、移动通信手机、抗生素、疫苗等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我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不强特别是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我国成为工业强国。目前，我国制造业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上基本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我国制造业行业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呈逐年降低态势。另外，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2009年我国R&D(研究与开发)占GDP的比重1.52%,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平均达2.29%。科技进步贡献率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科技成果转化率比发达国家低50-60个百分点。
问题四：民生大幅度改善，但公共服务领域发展滞后
“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问题。涉及民生的2个约束性指标，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目前都已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在预期性指标中，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较好的经济增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8年已实现或接近实现预定目标。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明显偏低，导致公共服务发展滞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社保与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此两项合计占比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阶段国家平均31.4%的水平，低了16.1个百分点。
问题五：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45.7%，城镇人口增加到6.07亿，城市化率以每年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但是城市化提速的同时，农村问题也日益突出，优质耕地大量流失、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兼业化，留守儿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同时，我国从90年代以来的高速工业化进程，吸纳了数亿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但这些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一些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栖息”着大量流动人口，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群体冲突加剧等，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
城市化的本质是人口的城市化，通过农村人口到城市从事非农经济活动，一方面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增加了国民财富；另一方面也因此融入城市化进程，分享现代城市文明。因此，“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困难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通过体制机制的设计，真正解决“两栖人口”问题，实现工作人口变成工作和社会人口。
问题六：节能减排成绩显著，但生态文明建设压力较大
“十一五”规划把节能环保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并将具体指标分解到各个地方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我国采取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推广节能减排新技术等一系列措施，主要污染物的2个约束性指标基本完成。据测算，“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亦能完成。 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生态环境状况出现局部改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对发展的制约总体上还没有缓解，有些方面仍在加剧。我国工业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超过50%)，我国政府已经提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指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问题七：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但改革任务艰巨
在“十一五”规划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和重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体制改革有所进展，但仍没有实质性突破。例如，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没有理顺；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尚未到位，垄断行业改革进展缓慢；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还比较薄弱等。特别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下滑，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重发展、轻改革，重政府、轻市场”的趋势，严重制约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十二五”时期，我国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都有赖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与改革的深入推进。
“十二五”期间，改革最大困难在于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重中之重。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探索建立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平衡的体制；尽快启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等是改革的重点。
问题八：国际竞争的硬实力增强，但软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言的，它以精神产品为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个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种内容的文化体系。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同，就在于除了经济、技术等硬指标之外，还包括着居民生活质量、人口素质、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软指标，因此，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就是要把更多的软实力因素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形中来。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的硬实力得到显著增强。但是软实力的落后却严重影响了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例如，中国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导致了企业竞争力不足，文化、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落后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环境污染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缺失使老百姓缺乏安全感从而制约了内需。因此，进一步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应成为“十二五”时期的重要内容。
——资料来源：2010年10月12日《人民网》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其目的意义
“包容性增长”译自英语复合名词“Inclusive Growth”，其中心词是“ Growth(增长)”，“Inclusive”应包含“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之意。“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与中央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创新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应有之义。一般认为，“包容性增长”就其内涵而言，须强调两个方面，即“参与”和“共享”。换句话说，只有在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包容性增长”的含义在于，不能只单纯发展经济，而应该经济社会更加全面、均衡地发展，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同步进行。这种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应考虑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领域，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共享这种发展成果。可以说，“包容性增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与其他方面的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的。从国内方面来讲，首先，增长是和谐增长、可持续增长和科学增长；其次，增长的同时，财富公平分配，不造成贫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所有人都从增长中获益；再次，这种增长有利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从国际方面来讲，“包容性增长”应该是某国增长了，不损害或抑制另一国增长，不给对方带来危害，国家间协调、和谐增长，在共赢多赢中实现共同发展。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而各国之间的“包容性增长”，更多的是指贫困国家在全球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
胡锦涛同志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论述科学阐明了包容性增长的深刻内涵和目的意义。这就告诉我们“包容性增长”包括民生、环保、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其核心要义是经济增长让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受益且多受益。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最终要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惠及更多的普通劳动者，惠及社会的大多数人，让他们的收入增长更多更快一些，并且不仅仅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还要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和理念向全社会倡导。正像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要让人民过上一种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让社会更公正、更和谐，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过多地强调GDP增长。胡锦涛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倡导这一理念，应该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和价值导向，即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需要改变和完善，只有这样今后的发展才能可持续、协调与和谐，今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各方面都需要“包容性增长”。
——资料来源：2010年10月12日《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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