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机关“织围脖”实用最重要
浙江省委组织部和全省11个市委组织部于3月11日开通官方微博，一起织“围脖”、听民意。浙江省委组织部在省委党校204名学员中开展的专题问卷调查显示，有19.6%的领导干部已开通微博，36.8%表示即将开通微博。
自2009年末，微博引进国内后，用户与日俱增，参与人数井喷式增长，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也开始开通微博与网民沟通。日前，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腾讯开通实名微博，成为我国首个开通微博的省级党委书记，也是目前拥有微博的级别最高的干部。在张春贤之前，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就被认为是职务最高的微博开通者，粉丝超过十万人。
党委政府和党政干部开微博善莫大焉。微博作为一种网络沟通工具，有助于党委政府与群众交流沟通，加强党委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促进党务政务公开透明。可以说，党委政府开微博，本身就是肯放下身段，与民互动的一种积极姿态。眼下许多党政机构纷纷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比如江苏的南京市物价局、无锡市公安局交巡支队、南通市司法局；浙江的杭州市旅游委、消防委等。微博不仅成了这些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平台，还成了了解和沟通民意的有效渠道。张春贤书记的留言回复让许多人感动，甚至有网友将张书记与自己的互动截图保存以作纪念。如果说之前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因沟通不畅而隔了一条长江的话，那么微博就是在两岸之间架起了一座跨江大桥。
任何一种新型传播工具的流行都会掀起一场传播交流的革命，微博作为一种即时信息分享工具甫一诞生就受到了热烈吹捧。截止去年10月，中国微博服务的访问用户规模已达12521，7万人，累计活跃注册账户数突破6500万个。如何应对规模日益庞大的微博用户，如何促进党政部门与博友们的友好关系，成为党委政府绕不过去的新课题。目前，开通微博的党政部门和官员越来越多，与群众沟通也取得了很好效果，但是这种互动局面能否长久、微博如何更大程度发挥积极作用仍是个不小的疑问。
事实上，不只是微博，几乎每种新型传播互动方式出现时，一些党政部门和官员们都会勇敢“尝螃蟹”。之前开通党政部门或领导热线电话、开通政府网站、开通博客等方式都曾大热一时，但往往不了了之。最近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2010)》显示，测评的43个较大的市以及59个国务院部门中，只有13个市得到及格分。与刚开通政府网站时的热火朝天的劲头相比，现在的政府网站多成摆设，让人纠结不已。其实，无论是开通网站还是热线电话乃至今天的微博，都无非是种形式而已；但群众关注的并不是形式，是通过网站、微博反映出来的真材实料。没有实用信息，形式再活泼无多大用处。党委政府“织围脖”是好事，但是一定要注意“毛线”的质量，不能乱七八糟的一团上，也不能隔一条织一条，颜色花了。织出的“围脖”信息太芜杂、不利于群众辨认；织的疏了甚至不成“围脖”，也不会得到群众认可。在当下地方党委政府齐开微博之际，理应为此举叫一声好；但叫好之后，期待的是党委政府的真行动，真能够一针一线，细细织。
——资料来源：2011年3月16日《新华网》
廉政建设
“35岁现象” ：值得警惕的年轻化腐败
看完《北京检方首揭“35岁现象”：刚成领导就腐败》的新闻，感触颇深，值得玩味，应该反思。在我们的印象中，发觉当官越来越年轻化是一种趋势，怎么腐败的人却也越来越年轻了呢？据《新京报》报道，9日，西城检方首次披露，贪污腐败案件已出现了“35岁现象”。据介绍，最近6年，西城检察院反贪局受理35岁以下职务犯罪案超立案总数的12%，且呈涉案金额巨大，大案、特大案多等特点。
职务犯罪中的“59岁现象”，我们并不陌生，也好理解——因为在这个年纪，“船到码头车到站”、“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干部在退休前狠狠捞一笔、存在侥幸心理，在所难免；“39岁现象”，我们也不陌生，也可理解——因为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不堪重负而“被迫”腐败，“情有可原”。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过去常见的那种“59岁现象”、“39岁现象”不再是新闻，而35岁以下干部已成为各地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许多年轻干部刚当上领导就开始大肆捞钱，胆子如此之大，步伐如此之快，不得不让人担忧，发人深省。据西城检察院披露的一份调研显示，该院受理的35岁以下职务犯罪案有18件22人，占立案总数的12.9%。这些人中没有局级以上干部，只有一个处级干部，“大多刚成为部门领导”。贪腐年轻化俨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35岁，正是蒸蒸日上的黄金年龄，应该有美好的前途，却倒在了贪欲中，真是可惜。在为他们惋惜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痛惜：
一“痛”案件影响广泛。别看这些涉案人员并非位高权重，但涉案金额在百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就有7件8人；大案有8件10人。大案、特大案占了总数的83%。而且主要集中在贪污、受贿这两个罪名上，可见这些年轻人把权力私有化到了何种程度。如此大案，严重损害了年轻干部的形象。据了解，2006年西城检察院办理了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的办事员节鹏贪污案。节鹏负责经办本单位1.5亿元国债托管到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营业部，他利用职务便利，采取截留收入不入账的手段，多次将该营业部向其单位支付的高息款共计900余万元据为己有，导致单位1.5亿元国债被质押，迄今尚有近500万元国债利息无法收回。节鹏最终被判处死刑，年纪轻轻就断送了生命。
二“痛”作案手段狡猾。虽然这些小官年龄不大，贪污受贿的胆子却不小，他们利用种种手段掩饰罪行，包括做假账、开具假发票、借条等，以便在案发时为自己寻找借口，给侦查设置障碍。如某省政府办公室出纳赵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修改银行凭证、提现等手段，侵吞公款49万余元。这些作案手段充分表现出了高技能、高智商，也说明了腐败分子是有准备、有预谋的，机关算尽。在中化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业务部副经理高某受贿案中，高某利用负责中船龙穴造船基地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工作的便利条件，向与其相识的投标关系人朱某泄露招投计划、评标专家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其他单位的投标文件等信息。此外，高某还在帮助朱某修改投标文件促使该单位中标后，收受朱某多次给予的好处费共计225万元，第一次就收了200万元。
三“痛”选人用人失误。年轻人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干部年轻化也是干部工作中的一项要求之一。但是有些地方容易走极端，一说要培养年轻干部，就片面地把“年轻化”理解成“低龄化”，把一些符合年龄要求，并无品德和才干的干部，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来。不少地方明确规定，提拔副科级干部须在35岁以下，正科级干部须在40岁以下，处级干部须在50岁以下。如果过了这个“村”，就再无这个“店”，无论你表现多么优秀，本事再大，一切都免谈，致使有些地方出现了“三十当官，四十靠边，五十赋闲”的现状。加上那些“官二代”、“富二代”，有背景有关系有金钱作后盾，轻而易举就成为了领导，造成了干部队伍中的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正常。同时，现在的公开选拔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杜绝了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产生，但是也有弊端，容易产生高分低能。比如2009年3月，年仅34岁的陈渔通过公开选拔考试，当上了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局副局长，同年9月14日开始主持规划局工作。然而，6.3万的受贿金额就让这个只当了14个月的年轻“优秀人才”官路走到了终点。
——资料来源：2011年4月15日《中国反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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