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波(杭州华文影视公司编剧)：“《千秋令》有点像散文诗”
张波开口即道“《千秋令》是个了不起的事情”，这个戏具有时代的意义，符合时代潮流，且是个非常新潮的戏。有人质疑，地方上的东西怎么推广到全国去？张波认为，越是地方的，越是中国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反而不成其为问题。《千秋令》不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而且它着眼于老百姓的利益，讲的是县令宋约如何为百姓做主的故事，因此，张波认为抓住这一题材，恰恰说明作者是“很有眼光的”。
就剧本本身而言，《千秋令》自有瑕疵。“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剧？是历史剧、历史故事剧、历史传奇剧，还是整一个传统戏？”张波说，“风格要讲清楚，我主张这是一个历史故事、历史传奇，新编历史故事剧或者新编历史传奇剧，都可以。但定调要定准。”这样，传统戏里面作为入头戏的套路要清理掉，比如自报家门，在有字幕的情况下，无须多此一举。
背景是历史的，故事是传奇的。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也应该避免，例如“大明天子宪宗皇帝是也”，宪宗是庙号，属于死后追认。汪直是有明一代蛮出名的宦官，攻于心计，在《千秋令》中就过于脸谱化了。“(角色)既然出来了，就要像个样子。”张波说。然后，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大胆发挥，尽情创造。
“宋约在汤溪当县令，立意为民，可以参考当年跑到广西当县令的于成龙，人家的衙门只有三间茅屋，喝酒的时候，读唐诗下酒。穷到这个程度，廉到这个程度，写宋约，就可以往这方面靠拢。”
剧作者洪增贵花了三年的时间写《千秋令》，这一点让张波很感慨，他说“戏剧编剧含金量最高、最苦，但稿费也是最低”，他们当年招进戏剧写作班的大学生，到现在没有一个从事戏剧编剧工作，可见一斑。但《千秋令》的人物形象没有进去，故事结构略显脱节，以致看每一段都有意思，看一整出戏则缺少连贯，张波说“倒是有点像散文诗”，剧本的关键在故事，既然花了时间下去，必须下点功夫进去。他还给洪增贵支了一招，牵涉到老百姓容易误解、引起矛盾的时候一律回避。
“这出戏，题材好，一定要抓，这不仅是促进婺剧的一个本子，与提高婺城的知名度也大有关系。”张波说。
曾昭弘(浙江艺术研究院著名剧作家)：
“与鲁迅写的社戏差不多”
曾昭弘在虹路看完戏回来，很是感慨，“好像看到了鲁迅先生写的社戏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里。”尽管文化被折腾了好几十年，根性在，春风吹又生，照样能够活过来，照样能够繁荣起来。“我看花抬头，那感觉真美，真好。”曾昭弘说，“这种广场艺术，让我大开眼界，老百姓像过节一样，台上的演员，一招一式，功夫不比专业演员差，比越剧里的专业演员还要强。”
当他听说剧作者洪增贵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连声称赞“了不得”，他说：“那些大学里专门学戏剧的人，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搬上舞台的。
曾昭弘提出，要写戏剧，先编故事。只有编一个男女老少都爱听的故事，之后，你的戏剧才有人看。因此，曾昭弘开出一张妙方，“立主脑，减头绪，清脉络，密针线”，所有与会专家一致叫好。戏剧要开门见山，要说什么说什么，不要拘泥于事件，人物一旦塑造好，事情讲清楚，一个好的戏剧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方圆(原浙江婺剧团编剧)：
“干脆以银娘
省亲为主线”
方圆对“银娘”一事，认为不宜拔高。银娘不过是“坤宁宫宫人”，恐是小名唤作银娘，而非宫中娘娘。从历史传说可讲，从历史记载则不可讲，至于太子见银娘那一幕，更是离奇，东宫太子仅有一个，银娘岂非成了皇后，若是如此，如今银娘的家乡——寺平古村也该不是现在这般面貌。所以，太子这一出，去掉为妙。
但银娘的事不免启发了方圆，一个中心事件，必须依托于一个情节才能发展下去。既然银娘可以叫娘娘，不妨就这么叫下去。如何串联整个故事，如何推动剧情发展，如何激化正反矛盾，恰恰都着落在银娘身上。“我们不妨就以银娘省亲为主线，这就有戏好做了。银娘要回汤溪娘家来了，那是大事，看看《红楼梦》就知道了，甯妃省亲那是不得了的，国家要花多少亿银子，大观园要重新造过。”方圆说。修路盖屋不可避免，但汤溪又是一个穷地方，宋约只能向皇帝要钱，皇帝也给钱了，但宋约把钱用来救济百姓，这就有了一个大冲突，欺君。地方势力抓到了宋约把柄，联合朝中势力，意图致宋约于死地，再把《千秋令》中能与此线相配合的段落，相互穿插，故事自然就丰满起来，这个剧本就有了羽翼，可以振翅烈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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