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一代名记邵飘萍

　　1916年春，回国担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主笔，对袁世凯进行抨击。后任《申报》驻北平特派员。 1918年7月，在北平创办新闻编译社。10月又创办《京报》。 1919年“五四”运动时，激于爱国义愤，在《京报》上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报纸因而被封，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倒台，邵回到北京，恢复《京报》，并与徐宝璜一起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开讲新闻采访课。1923年，又在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讲授同一课程。1924年，在北平政法大学讲授新闻采访以及报纸经营问题。1925年，孙中山北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邵在《京报》上刊登孙中山在北上途中的照片，冠以“全国景仰之孙中山先生”为标题。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积极支持反帝反军阀斗争，此前，他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郭松林倒戈反奉系军阀的行动，因而遭到奉系军阀的忌恨。

　　1926年4月26日凌晨，年仅40岁的著名报人、《京报》创办人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父子杀害于北京天桥。毛泽东对邵飘萍的评价：“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1926年，邵飘萍英勇就义时，年仅40岁，在其短暂的一生，却拥有着众多光彩耀人的头衔：“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新闻记者”。他首创新闻编译社，是中国第一位关注通讯社的著名记者；他创办《京报》，为职业办报人，培育人才，著书立言，为中国新闻教育之发端，为我国新闻学创始人等等。在众多光环中下，“一名记者”，也许是邵飘萍众多头衔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但却是跟随他时间最长，贯穿他一生的身份；也是对其终其一生的职业最简单直白的表述，在近14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邵飘萍写下了大量优秀的争论和新闻评论，目前仅收入在《邵飘萍选集》中的就有300多篇，共计50万余字。邵飘萍对其新闻事业的执着追求，从年少时的业余通讯员开始到为报殉国，从未曾有过犹豫和改变。正是因为这样的执着，铸就了邵飘萍一代名记的光辉一生。

　　2  立志要做新闻记者

　　 邵飘萍青少年时即以早慧闻名于乡里，读书期间，已经对新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遍览《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萌发了“要做—新闻记者的动机”。于是，他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上海《申报》投稿，被《申报》聘为“访事员”。这是邵飘萍最初当上“记者”的时期，虽然是从业余通讯员做起，却因此和新闻事业发生关系。

　　在同学张任天的记忆中，邵飘萍在浙高期间，“喜欢写稿，便外出到处采访，连鸦片馆也去。他的文章写得既快又好，我们都很推崇他。”大约1908年春天，杭州各公立、私立学校在梅登高桥体育场联合举行运动会，在老师包蝶仙指导下，邵飘萍和两个同学编印了一份油印小报。这是他正式办报的一个小小前奏曲。张任天回忆说：“这次运动会，由于我和邵飘萍、陈布雷三人不爱运动，所以都没有参加竞赛项目，但又不甘寂寞，于是三人一合计，就办了个《一日报》，因为运动会只开一天，所以就取了这样一个报名。三人分了工，陈布雷为编辑，我和邵飘萍为访员……这是我们三个人办报生涯的开始。陈布雷也说过这是“练习新闻事业”，对于他日后成就办报的宏图大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时，清末明初的普遍社会心理对报纸从业者十分鄙视，报社的主笔、访员都被看做是“不名誉之职业”。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文学》中说过，社会之所以不重视访员(记者)，“半由了对于新闻事业重视之观念，半由于访员者于上述弱点之外，更多不健全之分子，不能自重其人格。”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对于新闻事业不够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访员自身的弱点，比如缺乏新闻只是和训练素养，还有许多不能自重人格的不健全分子。在邵飘萍之前，梁启超、于右任等人都是政治家办报，从来没有“记者”这个职业有过比较多的关注，即使在更早的王韬文人办报，也不过是空谷足音，个别的例子。因此有人说“正是从黄远生和邵飘萍开始，真正提升了新闻记者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开辟了职业报人的道路。”

　　3  “以新闻记者终其身”

　　1909年邵飘萍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继续为《申报》撰写金华通讯，被该报聘为地方通讯员。在1911年浙江宣布独立后，他怀着为民主共和和二战的激情奔赴杭州，协助著名报人杭辛斋创办浙江军政府机关报《汉民日报》，任主笔并兼职《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报人的生涯。1913年初，杭辛斋被选为国会议员入京之后，邵飘萍主持了《汉民日报》笔政，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

　　邵飘萍从1912年去《汉民日报》供职，到1926年4月26日被执行枪决，从事记者工作共15年。初到《汉民日报》不久，邵飘萍就开始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军阀的暴政，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大恨。在编辑和主持《汉民日报》期间，他不为权势所左右，不为利禄所诱惑，坚持民主共和思想，撰写了大量论说、时评、随笔。他以激烈辛辣的笔调，抨击袁世凯及大小军阀的专制跋扈、披露和痛斥浙江贪官污吏钻营谋私、残害人民的罪行，表现出其可贵的“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之记者高尚品性。因为其文章得罪了袁世凯，邵飘萍于1913年8月被逮捕，报馆被查封。但是邵飘萍却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大无畏精神，仗义执言，写下了“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这样的言论以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有预见性地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当局立即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邵飘萍自己回忆起这段经历是这么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邵飘萍出狱后不得不到日本避难，一边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还一边组织了“东京新闻社”，为国内报纸供稿。由于所写报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与丑闻，一时风靡全国。他的名字“邵飘萍”作为笔名在那个时候也誉满全国舆论界。

　　这段“忽忽三载、被捕三次，下狱九月”的办报经历并没有抑制邵飘萍对新闻事业的高度热爱。这段经历，坚定了“以新闻记者终其身”的志向。被救出来以后，在1914年，邵飘萍被迫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时，邵飘萍与同学潘公弼等人组织了一个通讯社——东京通讯社，为京沪著名报纸提供东京通讯。这一时期的留学生活和新闻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他的视野，锻炼了他做一个全国时事政治记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