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故事

　　金华《三月》最早提出微型小说概念

　　徐家麟是嘉兴人，他自小对文学创作存在一股天然的冲劲。在初中的时候，恰逢大跃进时期，他已经熟谙民谣的风格，向当时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东海》投稿，可惜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这并没有使他气馁。读大学时，他是班上的黑板报能手，一直到文革结束，他都没有丝毫松懈。直到林彪事件，他下放的军垦农场也受到波及，以致在安排他们的工作时，他挑选了金华。徐家麟说，“因为当时留在嘉兴的人比较多，何况金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比较好。”

　　初到金华时，他被分配到金华化肥厂工作。1982年春天，他进了当时的《金华日报》，接触到同一个印刷厂印制的《三月》杂志。徐斐作为《三月》的编辑，在印刷厂跟徐家麟多有交流，甚至有所请益，以致1984年文学风潮高涨时，《三月》正式向全国发行，宣传部把徐家麟调往《三月》工作，他由于自己喜好文学创作，二话没说就去了。据他所说，《三月》杂志的初期，仅有主编余子力以及他和徐斐两名编辑。《三月》的核心也就是他们三驾马车拉着跑。他们率先在全国打出“微型小说”的概念，为了抗衡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十月》、《收获》等杂志，之后，在《三月》停刊以后，“微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为郑州的《小小说选刊》所重用，直至他们改刊为《微型小说选刊》，金华失去了一块文学招牌，甚过对王柏等北山学派的漠视。

　　《三月》杂志的社址从借用群艺馆的房间到租用军分区招待所旁边的小屋，一路坎坷颠簸，却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金华文学自十年动乱以后的复苏，几乎都可以在《三月》这本纯文学杂志上得以体现。徐家麟说，“从《三月》走出来的金华小说家有叶玲、蒋启倩、陈武，诗人更是不计其数。”但自从《三月》停刊以来，这些文学爱好者都销声匿迹，转战他场。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三月》杂志接到通知，他们将和温州的《文学青年》一样不再允许发行时，这一切都注定了文学的衰落。当时，苟延残喘的杂志不外乎《东海》等老杂志，地方性刊物因为一纸文件，所谓省级以下地市级城市基本不办文学杂志，一应取缔。尽管《三月》在最好的时候能够全国发行五六万份，吸引了大批文学青年的投稿，作为《三月》主编的余子力甚至当时的宣传部长也曾竭力争取，然有心无力，为政策所阻。

　　“我们为了理想而躁动，今天却是一片迷茫”

　　徐家麟对于时代的转换确实有一种未觉先知的认识，从小喜好文学的他，并没有选择中文系，而是走了有机化学的路子。他说，“两三年就进行一次政治运动，搞文学的还不是首当其冲。”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对当时的一种猜想上面——“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塑料的世界”，没想到数十年之后，这已经不是一个猜想，乃至他所崇尚的文学，也几乎成了一个“塑料的文学”。

　　谈论80年代，他比李陀他们所编选的《八十年代回忆录》更朴实些，对于熊召政的一首《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仍有鲜明的印象。熊召政以此闻名全国，尽管他的为人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充满非议，至今仍让他自己讳莫如深。1989年，徐家麟编了一本名为《青春的躁动》的诗选，他在一首《〈三月〉的故事》中写到，“一切都已过去了，那些春光和风雨交织的日子，当初夏的脚手架轻轻拆下，《三月》，已凝成雕塑。八个春秋的辛勤雕刻，终于在江边崛起，升华为艺术的美丽；自豪地让人们留恋。三月是美好的，这是艾青的欢呼，而她躁动的刊名，是时代的赋予。岁月会沉淀混浊，只剩下洁白，一百年后，人们来到这里，还会讲一个《三月》的故事。”

　　近三十年的文学匮乏期过后，人们对文学的需求远远超过了生理需求。以致徐家麟说，“那是一个文学神话的时期，也是一个文学非常崇高的时代。”与今天的世俗社会几乎构成了一个相反的景象。一切被文革时期破坏到不能更坏的地步，以致文学的春天只能向着更深远的未来。

　　在徐家麟看来，所谓的现代诗仅仅来自他自身的生命冲动，除了课本上仅有的古诗词，他并没有受到现代诗潮的任何影响，他是直接来源于自身的直觉而没有额外的接触，以致从文革以来，朦胧诗这一旗帜下，他或许是金华最早尝试朦胧滋味的诗人。在他的诗集《昨天的歌》中，他把出浴的女人比作一支白蜡烛，堪比象征派初期的法国诗人们。作为对“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献礼，青春的躁动在三十年前与今天形成了一个反向，徐家麟说，“我们的躁动是为了理想，然而今天的浮躁却是一片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