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故事

　　“深化文化改革并非只为了利益”

　　徐家麟在《三月》工作的岁月，基本上经历了《三月》的辉煌和幻灭，这是一个充满苦乐与辛酸的阶段，对他来说，或许一切意味着我们拥有一场过于庞大的记忆需要在今后作为陈述的资本。在1986年，《三月》甚至给全国的文学青年进行文学函授，寄发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资料，并且在杂志上开辟专栏用以点评他们的作品。

　　当《三月》停刊以后，金华就失去了文学园地，即便在2000年以后网络盛行，作为全国知名的金华诗歌论坛——四季诗歌论坛乃至荒诞派诗歌在金华崛起的时候，也无法比拟当年《三月》在金华的影响。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瞬间就被淘干净了，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缅怀和忘却的纪念。作为新一代的人们，对于《三月》几乎根本不知道底细，就像他们对于文学根本不辨东西而一味地屈从于所谓的媒体宣传。浮躁的时代，并没有让我们看清浮在表面的究竟是什么，但躁动的青春却是一片虚无。

　　徐家麟说，早春二月，即便有反复，也让人知道春天来了。就像雪莱说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已经使人们忘记了传统文化，徐家麟说：“我们提倡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并非纯粹只是为了经济利益。”

　　顾工、顾城父子也曾给《三月》投稿

　　教育的失败，或许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失败。西蒙娜·薇依说，“有‘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最未被认识到的需要”，然而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终于成为漂泊者，“房屋已成过去……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东西当作过期罐头扔掉……”，阿多诺不必多说，我们已经领会他所说的精髓。当时下海经商成为迫切想摆脱贫困的人们的首选，万元户一时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因此，《三月》的停刊似乎只是一个象征，因为全国的文学刊物几乎在同一时期面临着萎缩的命运。

　　菲罗斯特拉托斯说，“诸神感知未来的事情，凡人感知现在的事情，但是智者感知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发生的一切又使我们趋向遗忘。所以丁玲写给《三月》的寄语，兴许是颇为中肯的，“希望微型文学的投稿人，也要多读些马列主义和其它社会科学书籍，向人民学习，才能认识社会……写出真正反映时代、推动历史前进的文学作品。”那么，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里面所说的“的确，精神是超脱世俗的东西，但并非是牧师构想的那种。眼下的这个世界已经流为陈俗，而社会主义者必将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取而代之。如果你不能从这个意义上超越世俗，那就意味着你需要仔细审视一下你周围的世界了”是否依然有效？

　　或许我们一直能够看懂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女士为《三月》题写的“团结，奋斗，建设祖国”这样简易的话语，直到今天，因为时隔尘嚣，朦胧诗的天才诗人顾城曾在《三月》上发表的诗作，能够引起的惊诧也仅仅是有限的几个人，这在当年文学刊物云集的中国算不上什么事儿，可我们仍然看重这样的收获。顾城和他父亲顾工在《三月诗增刊》上的诗作，一如他在《一代人》中所写“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对徐家麟来说，文学绝不是一个人可以战斗下去的，当徐斐离开了《三月》，他也无法坚守一个人的阵地。也许这一切在他想来是一个很可惋惜的事情，金华从此再也没有一本刊物可以在全国发行，似乎也不再有这种可能。即便他怀有这样一个梦想，“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也有咫尺天涯的感慨。他在1989年《三月》停刊以后，转到金华电视台工作，一直到15年后退休为止，文学仍是个梦，至今不曾醒来，就像飞碟一样，他未曾亲眼目睹在金华上空掠过。顾城在他的诗中写到“是有世界，有一面能出入的镜子，你从这边走向那边，你避开了我的一生”，这一切如他的诗题一样“我承认”，我承认并没有胜利可言，也不至于一败涂地，似乎还有翻盘的余地，但艰辛的旅程几乎都留给了我们身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