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历史会轻轻刻下一个名字，又慢慢抹去，让你知道这个人的一点事迹，却不知道这点事迹之外他完整的人格与人生。早在1949年就已牺牲的白龙桥籍烈士徐文佩，却有个曾经与他一起出生入死打过仗的弟弟徐维经依然健在。那天上午，在他们的老家——白龙桥镇龙蟠村，80岁的徐维经与记者谈起了哥哥徐文佩那如流星般短暂，又如磐石般沉重的一生——
一条窄而浅的溪流从村中蜿蜒而过，立冬的早晨，龙蟠这个远离市区的小村庄显得格外静谧，除了有几个村民聚在一处打捞溪鱼，一路上几乎看不到人，所以当我们出现在村里时，难免惊起了几户人家的狗，惹来一阵吠叫。
村子东面，徐文佩的烈士墓历经了几番迁墓、重建，悄然矗立在一条水泥铺就的乡道边。一大簇人造花摆在墓碑上方，风雨不减其鲜妍，几株高大的广玉兰树环绕在墓地周围，在晨光的照射下，愈发显得挺拔清峻。墓地左边是一尊由村里树立的石碑，中间“永垂不朽”四个大字苍劲有力，右边也立有一块石碑，刻有“抗日英雄民族楷模”八字，落款“单戈”。
在龙蟠村，老人们仍然习惯叫徐文佩的原名：维邦。在那段鲜红的岁月里，“维邦”这个名字曾让日军寝食难安，让土匪闻风丧胆，让一方百姓在战乱和烽火中有了力量和希望。“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时候维邦的影响力有多大，他是无数人的精神支柱。”
谈起英年早逝的哥哥，徐维经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他心中装着一部脉络清晰、细节翔实的回忆录。哥哥的经历，在他日复一日的反刍中，不见模糊褪色，反而愈加清晰，清晰到每一个人物和每一个年月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骤紧，当时任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学生会主席的徐维邦，联络学生到塔水桥、吕塘下等地为流亡学生募捐。当时，他就给父母留了一份血书：“日本法西斯对我国已全面开战，妄图吞并中国，欲置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为亡国奴。为了救亡图存，我和滕景铭、卢荣刚等离开学校，直奔陕北抗日前线了。”
一去几个月无影踪，直到当年十月，家中收到从陕北肤施寄来的信和一张六人合影，原来徐维邦已经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军事。信的署名是“文蓓”，他在信里告诉父母：此后不再通信，等打败日本法西斯，再回家相聚……
等徐维经再次见到哥哥，已经是五年之后。1942年7月的一个晚上，8个衣衫褴褛、浑身伤病的男人倒在了自已家中，“他们呕吐不止，身上全是虱子。”当时10岁的徐维经仍然记得那个场景，“全家人都躲起来了，直到听有人喊‘爸妈’，才知道是维邦回来了。”
原来，1938年从抗大结业后，徐维邦和战友进入新组建的新四军。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在狱中，徐维邦受尽酷刑，左眼几乎失明，只剩下0.1的视力。1942年6月，集中营转移福建建阳，途中，徐维邦与狱友们发动“赤石暴动”，一路走走爬爬，靠野菜杂草果腹，整整熬过了不堪回首的25个日日夜夜，才终于回到龙蟠村。
当时的龙蟠村正处于日军与国民党军对峙的前沿地带，情况非常复杂。鬼子的气焰何等嚣张，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徐维邦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和队友们商量后，成立了一支以龙蟠、让长、吕塘下、大于、天姆山五个村为中心的抗日队伍“南山抗日救国自卫队”(简称“抗救队”)，徐维邦任队长。
初建时，抗救队人数不足三十，多数队员连刀枪都不曾摸过，就这么几个空有救国热血的人，能敌得过武装到牙且凶悍残忍的鬼子吗？为了唤起大家的信心，徐维邦刻意孤身徒手同窜村作恶的日本鬼子搏斗，两次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并把抓来的鬼子放在村中公审，痛斥其恶行，将本来凶神恶煞的鬼子吓得摊在地上发抖。
那之后，抗救队的名称，变成了乡亲们嘴里的“维邦部队”，一时威震四方。鬼子、汉奸一听“维邦部队”来了，就纷纷抱头鼠窜，日寇夜夜窜村肆虐的恶浪，也从此得到了遏制。
有一次，抗救队抓到了两个汉奸。一个是徐文佩的堂叔，在姜山头村的日军据点中为鬼子办事，曾带着鬼子火烧龙蟠村，另一个是当地的土郎中，曾带着日本人包围龙蟠村，抓捕徐文佩等人。两人经过审讯，实属罪大恶极，面对民众毙之以泄愤的呼声，徐维邦却咬着牙说：杀堂叔，留郎中。只因为当时医药极度缺乏，郎中的一技之长还能派上用场。
徐维经说，公和私在哥哥维邦眼里，是泾渭分明的两件事，绝不会混为一谈，他也从未借自己的威望谋取任何意义上的私利。他们的姐姐嫁人后，被小叔子欺凌，有村民知道后愤愤不平，将那小叔子抓了来交给徐维邦处置，谁知维邦毫不计较，亲自给他松绑，还告诉大家不要与那人为难。
正是这样果敢无私的作风和满腔的报国热情，让徐维邦在家乡一带有了很多追随者。现在北京空军干事所任副军级职务的何樟标就是其中一个。那时他才14岁，身体瘦弱，决心跟着维邦干革命，遭到父亲的反对。
一天，徐维邦将一头曾被日寇掳去又被抢回的猪杀了，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分到一小碗肉吃着。正这时，何樟标的父亲赶来，对徐维邦说要带何樟标回家。维邦没有反对，只问他吃饭了没，猪肉都分完了，徐维邦就把自己的那碗肉给了他，自己到别的房间吃饭。何樟标的父亲吃完饭又去找徐维邦，结果竟看到他独自就着碗盐汤下饭，那一瞬间，何樟标的父亲就跪下了，说：儿子不要了，让他跟着你干革命去吧。
1948年初，徐维邦召集原“南山抗日救国自卫队”潜伏下来的骨干，在龙蟠村宣布成立金汤地区农工自救团(简称“农救团”)。如何樟标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在徐文佩的感召下，加入到革命活动中。1949年3月农救团改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第十大队。
同年10月31日，他奉命在宣责、武义、遂昌、汤溪、金华等五县交界的山岭地带追歼匪特，不幸在战斗中牺牲。遗体运回老家龙蟠，共用了七天七夜。“开追悼会的时候，远乡近村共来了有两万多人，外面全是人，所有路上都站满了……”哪怕时隔六十余载，徐维经谈到这里，还是哽咽难以成言。
“我哥懂得英语和日语，会打双枪，会打拳，但是做人特别低调，连自己的住所都没有，今天跟这个班睡，明天跟那个班睡，他部队里的任何一个人看起来都比他威风。就这样一个人，一手提枪，一手拎着六斤四两，29岁死了，一生没有娶妻，没有留下后代。”
什么是“六斤四两”？徐维经说，那是项上人头的重量，大家心里清楚得很，干这个是要没命的，可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后悔。
如今，徐维邦曾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任教过、也充当过公审鬼子会堂的原金华县二湖乡国民中心学校，已经变成了龙蟠村的老年活动室。村里的各项奖章荣誉整齐排列在墙上，老人们捧着茶杯来往其间，早不复往日的风云激荡。
徐维经打算在这里办一个烈士纪念馆，将哥哥的英雄精神传承下去。他还收藏着当时徐维邦和新四军用过的刀棍等物件。这几日，他正在相关部门积极奔走，只要资金筹措到位，这纪念馆就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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