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导：哪怕是走位，也要跟演员一样演出来
拍时装戏的时候，还是那么多戏找我，各部戏的时间撞在一起是件很让人痛苦的事儿，协调不开的时候，也在拼命地得罪人，这边说是兄弟不要去拍那部，那边也是如此，当然我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放弃做演员。一次，我到浙江丽水客串做副导演，有部电影叫《五颗子弹》，我临时客串给剧组排群众，认识了一个副导演，一个大姐，拍完之后，她觉得我挺上路，腿脚勤快，跑来跑去，临走留了号码，说有机会我们合作，继续做副导演。当时没当回事，不到半年，她接了个大戏，跟我说“很大的国内知名导演的戏，你愿不愿来做副导演”，我说“那告诉我是谁吧”，她说“梅兰芳，你自己去查”，我一输入电脑，是陈凯歌的戏，我想我到底是做演员，还是做副导演呢？做演员，仍然是边边角角，二十级的戏，你演十七级，每级两三场，对白多的三四场，演的角色到头来不是淹死了，就是刺死了。我演的戏里有很多死法，最古怪的死法是在拍《少年黄飞鸿》时，被释小龙压在蒸汽火车头上烫死了，那时释小龙还在上小学六年级。还有一次就是剧中的刘伯温能够吹笛子控制乌鸦，于是我被乌鸦啄死了。
我的副导演之路起点比较高，一来就接触这么大的导演，之前只做过电视剧的副导演，拍电影就像另一个圈一样，去了之后，刚开始帮演员走位，替演员打光，记得替余少群走位时，演一出空城计，他回头喊“师叔”，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没说，只听陈凯歌在那厢用无线麦可风说道，“副导演都记不住对白么”，我刷地一下脸红透了，不知道该躲哪儿去。原来电影是这样的，哪怕是走位，也要跟演员一样演出来。陈凯歌是个很注重仪表的人。当时，他或许知道我是横漂，因为他的助理也是个横漂，可能跟他提起我在横店还算小有名气，演过很多戏。到后来，我帮黎明走位，对白相当长，我确实没看过本子，很认真地把对白讲了，陈凯歌说，“我们谢谢张超，鼓鼓掌吧”。我想，原来我也可以做得好。
《梅兰芳》里我没有演过戏，都被剪掉了。第一个角色是演胡适，找大腕，预算不够，省钱找张超行不行，陈凯歌就说“造型试试”。造完型之后，他一笑，说了一句“真有点意思，就是他了”。原来的剧本胡适戏份不少，梅兰芳给袁大头演出时，戏结束时有一出跟军政人员合影的戏，梅兰芳上台时没位置，胡适把他拉过来，出来之后，陈凯歌觉得没什么意思，删掉了。后来他说，“我给你安排另外一个，上海普通话会不会讲”，不会，学。加了一场戏，一个报社编剧，孙红雷饰演的齐如山冒充梅兰芳的声音，给报社编辑打电话，说梅兰芳要复出，报社编辑接到这个电话，有点不敢相信，有一大段对白，最后还是被剪掉，片时太长的缘故。有个插曲挺有意思，《梅兰芳》里面有个日本演员安藤政信，当时很多影迷就是为了安藤政信去做群众演员，他提前半年来中国学习汉语，背对白，学得差不多，到开拍的前一天，陈凯歌把五句对白全都改了，于是第二天安藤政信没有来，他的助理说他在房间里哭，他今天来不了，他接受不了导演这么拍，在日本剧本定好了，不会再改剧本。改对白，合同里没有这一条。陈凯歌的戏，剧本都是他窝在宾馆里改出来的，有时改很晚，到了现场头发还是竖着的。把副导演叫到一起，拿剧本去复印，演员的剧本也是现场才拿到的。孙红雷拍辞职那场戏，拿到对白，到了十六条还没过，拍到二十二条，勉强过。王学圻拍到二十七条，陈凯歌让场记别报板了，低声嘀咕“这个还是王学圻啊，不是十三燕”。
有了《梅兰芳》才有《叶问》，在《叶问》之前，我在叶伟信的《龙虎门》里串过戏，当时跟《龙虎门》的副导演开玩笑地说，“要是里面有我的特写，我请你吃饭。没我的特写，就不请你吃饭了。”谁想还真有，我里面饰演一个父亲，一家三口在茶楼吃饭，沙田三豹里面的一位闯进来喊一声“有钱吃饭，没钱还我”，把我的头按在桌子上，一个特写随即闪过，0.1秒，最后我还是把饭给请了。我去见叶伟信，他问：“你拍过龙虎门哦，你演什么？沙田三豹？”“不是，导演，我演被他们打的那个。”“这部戏人比较多，辛苦你了。”就这样成了。
在叶伟信那里是另外一个气氛，导演组、场记、制片组、编剧都坐在一起围读剧本，都讲广东话，有意见就说，他偶尔会问我：“我哋讲乜，你知唔知？”“晓得，晓得。”其实90%以上都听不懂，等你看完剧本，他问你有什么意见？提意见？我之前在剧组从来没有提过意见，我当时就蒙了，只好说“对不起，我才看了一遍”。香港人拍电影是这样的，不是一个人想出来，好多人一言一语改出来，所以叶伟信的剧本相对比较成熟，开机前，把对白中的广东话换成国语，他会征求我的意见，比如叶问的儿子问叶问“爸爸，你以前不是天天打功夫的么，为什么现在不打了”，我说“导演，练功夫可以，不能说打功夫”。从那儿以后，明白跟香港人合作，可以慢慢地参与进去。拍《叶问》时，有一场戏讲佛山已经被日本人占据了，街头要刷些标语，当时刷了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腔热血换取民主自由解放”等等，我在边上提醒导演：“这种标语在抗日根据地才会有，这个时候的佛山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刷这些标语不大对路。”甄子丹就站在边上，连说：“对对对，没错，怎么能写这种话，写这种话早就仆街了。”
《梅兰芳》一天只拍五六个镜头，《叶问》是动作戏，一天竟然能拍五六十个镜头，相当之快了。我问他们，他们告诉我“这个算快么，这个算正常”。香港电影在最鼎盛的时期，一个星期就能拍出一部电影。给《叶问》剧组排群众演员，里面有一出叶问一个打十个的场面，需要五六个光头时，没有人去剔，只有十几个光头，洪金宝在那里等，演日本军官三浦的日本演员不在，我当时就把头发剔了顶替上去，演员副导演感激我替他解围，后来请我吃饭，我拒绝了，我觉得跟香港人气场不合，一直到杀青那天，一定要请我吃饭，我只好去了，他们三个人一块儿请我，AA制，375元钱，每个人掏零钱凑，我当时觉得很怪，心想之前不跟他们吃饭是对的。后来时间接触长了，他们也接受了我的方式，相互请来请去也是AA制，不必凑份子。
拍完《叶问》，他们还是找我，推荐我去《十月围城》，接下来都是香港的戏了，居然拍不成大陆导演的戏。《十月围城》让我学到了副导演应该身先士卒。有一出戏拍胡军带领众杀手祭拜，当时地上很脏，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甚至还泼了水，倒影中月光闪烁，显得很神秘。杀手们应该怎么跪拜，本来是我安排的事情，我犹豫了一会儿，没有跪下去，第一副导演也没说我，他刷地就跪了下去，“我告诉你们，先跪这只脚，再跪那只脚，然后叩拜。”从《十月围城》之后我知道了副导演该干什么，副导演就是导演说这个镜头拍他中箭到底，你就得倒下去的那个人，不管地上有脏水还是马粪。以后在剧组里我不敢穿得太干净，当然我不怕洗衣服，其实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洗衣服，因为时间是自己的，回到房间也只能洗衣服，洗洗就睡了。
《十月围城》之后，通过朋友介绍介绍再介绍，接到的香港片越来越多，我也只能在这个圈里混了，做副导演，除了及时倒地之外，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拍《新少林寺》时，场面大，现场乱，马车火把满眼花，后面催得紧，我就紧张了，直接喊“开机”，刘德华连喊：“等等，哇，你真厉害，化妆师还在车上，你喊开机？”我只能怪自己眼睛不好，马车多，人多，根本看不清楚。拍成龙的戏份，也很头疼，他一边跟小朋友们玩得起劲，一边就是不到位。导演偷偷地支招说“你喊开机”，谁想还真管用，成龙立马就在那儿打坐去了。还有一次跟跟马儿有关，拍天王殿打架那一出，那马儿能够听懂开机的口令，一听口令它自个儿先跑起来了，到后来连“one、two、three”都懂了，我只好跟马师、摄影师商量好，打手势当口令，却忘了跟武行讲，马师一拨马头，结结实实地砸在武行演员的头上，他过来问我“哥，你开机怎么不叫我”，我只好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到了拍《大魔术师》时，改装的黄包车归特别道具组管，不是一般道具组管，他们没经验，以致两头都没管上，梁朝伟从天桥过来，一众黄包车拉进来了，谁想黄包车的扶手没装，你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下了很大的决心去跟尔东升说：“导演，刚才那个镜头能不能重来，黄包车的扶手没装。”尔东升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现场都是干嘛的，你们放心，这个镜头我不会重拍，我要让你们八十岁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到这辆没装扶手的黄包车，我要让你们内疚到八十岁。”后来特意去看，后期他会不会画上去，他没有画，黄包车过来时真没有扶手，到了下一个镜头又有了。
拍《西游·降魔篇》的时候，副导演更多，我的任务反而少了。《西游·降魔篇》休息时间挺长，做过演员的导演拍戏，他们都经不起长时间的工作，十二个小时一定会收工，叶伟信拍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也不会累，拍《倩女幽魂》的时候，为了赶古天乐的档期，一个通宵加一个白天，到第二天上午十点，人特别困乏，现场一片安静，场务试拍时，喊“安静”，其实根本没有人说话。其实天残脚这一角色起初没我什么事儿，先是找了个场务，会打武警拳，周先生说试一下装。这时，第一副导演郭子健多了一句嘴，“周先生，查理就是个演员。”查理是我的英文名，顺便提一句，星爷是粉丝们叫的，我们在剧组里只能叫周先生。周先生回头看了看，“好啊，试下先啊。”两个人都试完造型，他又说：“都搭。”我试完造型就忘了，拍的时候，郭子建跟我说：“查理，你还是别演了，我怕他会折磨你。我在后面看了，四米长的高跷，还要吊威亚，让他去折磨那个场务吧。”天残脚在见了孙悟空的时候不是有句台词，说：“个子这么小，妖气却很大。”周先生听了那个场务的台词，说：“哎，让查理来了。”足足等了我两个小时，才化好妆顶上。又足足九个晚上，真是天大的折磨，有网友说，天残脚不是天生残疾吧，他的小脚好可爱啊。不说白演吧，反正我演完之后没人知道是我演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记得当初我在横店奔跑的那个早晨，特别是那个早晨，我在横店横着走的很长一段时间跟那个早晨一样，不停地跑，不知道目标在哪儿，不停地向后面观望，问自己走错了没，这条路走对了么，前面的目标在哪儿，能不能换一种选择，也不知道，然后就这样坚持下来，横着走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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