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一般来说，国学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学术，因此也可以称为是国家的文学或学术。《周易》是一部中国古哲学书籍，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书籍，《周易》的诞生地就是现在的古都安阳。羑里城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周易》含盖万有，纲纪群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广大精微，包罗万象，亦是中华文明源头活水。周易是堪舆起源的重要依据，同时又是堪舆学中的一项内容；堪舆学、营造学、园林学是古建筑学的三大体系，堪舆通过建筑来体现，最终为建筑服务。
纪昀曰：“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之后，要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传以杂说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这里把易与术数紧密地联系起来，说明了易与术数的内在关系。纪昀接着阐述了术数的流传：“流传妖妄，寝失其真。”可见当时的术数已夹杂了许多荒诞和不实在的内容。不过他仍然认为对待术数应采取宽容的态度：“故悠谬之谈，弥变弥伙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通者姑存其说可也。”他所说的作为独立学科类目的术数是指在秦汉之后，那么，意味着在秦汉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术数”。从伏羲(在新石器晚期，约在公元前8000-5000年)创造先天八卦，相隔4000-7000年后周文王(前1152-1056)演变了后天八卦，直至秦始皇(前221年)统一中国的5000-8000年的前秦，这是一个漫长的“术数”演变过程。
商周之际，人们在举行祭祀、战争、田猎、气候、收成、迁徙、建造等重大的活动之前，皆要经过卜筮，其中对建造房屋进行占卜的活动又被专门称做“卜宅”。《商书盘庚下第十一》：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说的是盘庚迁都亳邑的故事，为了说服臣民搬迁，借用了“卜”的权威。可见从殷乃至春秋时代，帝王在决定都城城邑的选址与兴建时，都要经过占卜，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占卜(“卜宅”)的重要意义。中国古代记录建筑活动的最早文献，其中的描述大多带有这种“卜宅”字眼，这也是关于堪舆最早的记载和实践。
卜宅是一种巫术的话，那么相宅便开始了理性的探索。最早有关相宅的文献记载是《周书·召浩》：“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描述的是周成王决定建造洛邑的故事，成王于二月二十一日(乙未)早晨，自镐京来到丰后，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先行到洛(今洛阳)勘探了那里的环境，至下个月初三丙午新月初现，又过三天即戊申日时，太保召公又于清晨来到洛，先占卜筑城的具体位置，结果一卜得吉，于是立即开始了测量营建洛邑的工作，且选择在河流隈曲的“汭位”。太保大概也是中国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的堪舆师了。太保相宅的太保是周代职位很高、辅佐周成王的一种官职，也说明最早的堪舆师是一种地位很高的官。
相宅活动在周代已十分普遍，有关的记载也十分丰富。最著名的当推《诗经·大雅·公刘》的描述：“笃公刘，于胥斯原……既顺乃宣……陟则在巘，复降在原，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观于京”，“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显然，此时的相宅已经开始了对自然山水、环境的全面考察，并且已经运用了测量土地长短和日影的方法决定建筑的基址和朝向。从大量的有关相宅记载看，相宅已逐渐摆脱了巫术情感，增加了地质、地形等地理因素，从而选择合适的地基，并且根据土圭法确定建筑的朝向。这种择基与立向正是后代堪舆“形法”与“理法”的萌芽，然而相宅的结果却仍要通过“卜宅”来决定是否吉祥。
关于堪舆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日者列传》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可知此时的堪舆家是当时十分庞杂的诸多占家流派之一。堪舆是与北斗有关的神名，分别指向十二个月，其数十有二，且与地面的十二区域相对应。许慎在注《淮南子·天文训》时，认为：“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可知堪舆术的内容和宗旨通过对天道和地道的观察和阐释来推断人事的吉凶。
三国时期的管辂、晋时的郭璞都精通《周易》，乃当时数术名家。
回顾魏晋南北朝的地学发展情况，特别要提及的是《水经注》，北魏的郦道元依据三国时所著的《水经》而作《水经注》，所记河流水道1252条，注文达30万字，是《水经》原书字数的30倍。其中对山陵、原隰、泽薮、火山、温泉都有记述，内容十分丰富，所记山川形胜，如《水经注·易水》记载先秦时的燕宫遗址云：“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矣。”这段文字极其精确描述了建筑与山水景观之间的谐调。
到了唐代，据《通典》卷一三八引《开元礼》记载，不论是官人还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卜葬日”，这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习俗。唐代设有司天监，监里的官员都懂堪舆术。堪舆名家杨筠松就在司天监任过职，后来，杨携书逃于江西，传授弟子，成为江西派的鼻祖。《旧唐书》卷《李绛传》记载唐宪宗问李绎：“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尚，尤更崇尚，何也？”李绛也不知该怎么回答。
宋代亦盛行堪舆术，出现了许多名师和要籍。宋徽宗是一个很相信堪舆的皇帝。他原先没有儿子，有个叫刘混康的术士告诉他：“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如培筑增高，当得多男之喜。”徽宗就命令大兴土木，迭起冈阜，高约数仍，后来果然得了儿子。
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为都城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诸山，都面向城内，有朝拱之意。只是牛头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城垣，独无拱卫之意，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传说他命刑部带着刑具，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用铁索锁转，使之形势向内。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让有翠微生色。朱元璋曾有意建都北平，认为北平依山凭眺，俯视中原。近接陕中尧、舜、周文之脉，远树控制边外之威，较之金陵更加雄壮。但是，大臣们认为，元朝建都北平，地气已尽。南京是兴王本基，且宫殿已成，何必改图，且古云“在德不在险”，加上战事还未最后结束，不要移都北平，朱元障皇帝只好作罢。明人撰写的《英烈传》记载，朱元璋定都金陵，是刘基相的地；建造的宫殿，也是刘基相的地。刘基卜筑前湖为正殿基址，立桩水中，朱元璋嫌其逼窄，将桩移立后边。刘基依此断言：“如此亦好，但后来不免有迁都之举。”明成祖后来果然迁了都，被刘基说中了。
到了清代，堪舆理论趋于成熟，许多专著都冠以某某正宗，如《卜筮正宗》，以示区别。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的发高烧年代里，把我们的传统的东西统统打倒在地。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进行拨乱反正，我们的神秘文化才得以重见天日。堪舆作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和谐的人居环境将是全人类的重要课题，具有数千年堪舆基础的中国，将走向世界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