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徐维经：我和哥哥一起打鬼子

　　A 日军冲进龙蟠村杀人放火奸淫掳掠

　　谈起过往，，徐维经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他心中装着一部脉络清晰、细节翔实的回忆录。

　　1932年12月徐维经出生于白龙桥乡龙蟠村，徐维经告诉记者，在日本鬼子进村之前，老家曾经也是一派繁荣景象，人来人往，还有一两家商铺。

　　可在1942年农历四月十三，一切都改变了。那一年徐维经10岁，那一天，对于徐维经来说是噩梦的开始。

　　那天早上，一位在让长村喝茶的村民跑回村里说，日本鬼子已经从兰溪打到白龙桥了。村民们一听，便立刻收拾好东西向四处逃难。徐维经在家里排行老三，为了保护家中的母亲、姐姐和年幼的弟弟。徐维经和二哥维国没有同他们一起逃，而是听从父亲的安排准备躲到防空洞内。

　　一路狂奔，好不容易，徐维经和二哥来到了防空洞前。可谁料，因为前几日的大雨，洞内已积满水，无处躲藏。

　　眼看着举着“膏药旗”的日本鬼子向龙蟠村逼近，无路可走的哥俩便想到了爬树。“长在农村，很小的时候就练就了上树下水的本领。”徐维经说。村口的那棵大樟树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树叶，这也为哥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待他们藏好，日本鬼子已经冲到了村口。“躲在树上，我们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说实话，心里真的很害怕。”徐维经说。哥俩一动不动地趴在树上，静静地看着村中发生的一切。“在队伍最前面骑着马的是日本军官，他鼻上架着眼镜，腰间佩着长长的指挥刀。在这个头目的指挥下，此行的日兵分成东、南两路，正杀气腾腾地冲进村。”南面这一路正好从哥俩的树下经过，刚好看到了来不及逃跑的一位大爷，二话没说，日本鬼子便上前去将他刺死了。没过多久，村南郑兆权家一排五间房子便被日本鬼子点着了，紧接着村北徐炳乾家的房子也烧着了，村里徐氏宗祠的四间廊房、村东南角徐锡富家的房子也都相继烧着了。

　　日军进村，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徐维经回忆说：“日本鬼子第一个杀害的是未能逃跑的倪金海一家，三个日本鬼子还对倪金海老婆及十一岁的女儿进行强奸。”随后另外一队日本鬼子进入到从五百滩逃难到龙蟠村的杨二娃一家，当时杨二娃外出抓鱼，其老婆和两个女儿在家，不料日军一脚踹门而入，同样残忍地糟蹋了她们母女三人，年仅十二岁的大女儿在被凌辱之后当场死去。

　　与此同时，在离徐维经哥俩隐蔽处不足29米的本保庙里，也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地惨叫声，过了一段时间，惨叫声俨然而绝，那几个日军从庙里出来后，徐维经哥俩和村民们去庙内一看，住这里的一家五口全部丧生。“这一家人是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流亡而来居住在本保庙的，夫妻二人养育了三个子女，大女儿是我的同班同学，二女儿才十岁。”徐维经说，“当时庙内的天井里的水全都被血染成了红色，惨不忍睹。”

　　后来，据保长徐炳生说，龙蟠村当天被日军枪杀的有12人，年纪最大的是69岁的徐赐环；被烧房屋19间，全村143户人家，无一不被洗劫一空。

　　第二天，日本鬼子便占领了整个金华城。

　　B 受大哥影响，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热潮之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时局骤紧，当时任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学生会主席的徐维邦，给父母留了一份血书：“日本法西斯对我国已全面开战，妄图吞并中国，欲置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为亡国奴。为了救亡图存，我和滕景铭、卢荣刚等离开学校，直奔陕北抗日前线了。”

　　等徐维经再次见到哥哥，已经是五年之后。1942年7月的一个晚上，8个衣衫褴褛、浑身伤病的男人倒在了自已家中，“他们呕吐不止，身上全是虱子。”当时10岁的徐维经仍然记得那个场景，“全家人都躲起来了，直到听有人喊‘爸妈’，才知道是维邦回来了。”

　　原来，1938年从抗大结业后，徐维邦和战友进入新组建的新四军。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1942年6月，集中营转移到福建建阳，途中，徐维邦与狱友们发动了“赤石暴动”，脱险后一路走走爬爬，靠野菜杂草果腹，整整熬过了25个日日夜夜，才终于回到龙蟠村。

　　为了保护这8位新四军，全家转移到了离天姆山村只有两里路的九头经堂，一个无人居住的尼姑庵。白天，他们就躲在庵堂中，晚上徐维经的父亲便用独轮车载着8位新四军到村中去找赤脚医生看病。

　　有一次，运送受伤的新四军进村看病，正好碰到了来村中找花姑娘的日本鬼子。无处藏身，徐维经的父亲便将伤员藏在田中的厕所里。日本鬼子在村中找到一名女子后强行将她拖到离厕所十步之遥的麻地里欲进行强奸。看到日本鬼子的罪行，原本因发烧而卧病在床的徐维邦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一跃而起，一把抓起身旁的青栗棍，镇定地用眼神示意大家行动。徐维邦冲出厕所，一棍打向扑在妇女身上的日本鬼子，这一棍正中要害，当场打得日军下半身瘫痪无法动弹只能抽搐双手。接着大家合力制伏了这两个日本鬼子。

　　这一幕，在一旁的徐维经看得一清二楚，他从心底里敬佩自己的大哥，觉得自己也应该向大哥一样勇敢，站起来和日本鬼子作斗争。当时的龙蟠村正处于日军与国民党部队对峙的前沿地带，情况非常复杂。鬼子的气焰嚣张，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徐维邦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和战友们商量后，成立了一支以龙蟠、让长、吕塘下、大圩、天姆山五个村为中心的抗日队伍“南山抗日救国自卫队”(简称“抗救队”)，徐维邦任队长，徐维经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C 斗智斗勇成功炸毁日军炮楼

　　抗救队初建时，人数不足三十，多数队员连刀枪都不曾摸过，为了唤起大家的信心，徐维邦刻意孤身徒手同窜村作恶的日本鬼子搏斗，两次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并把抓来的鬼子放在村中公审。

　　当时，日军宏部的头目石桥中佐率领五百多名日本鬼子聚集在长石乡(1958年以后改为长山乡)石门村，驻扎在该村的七太祠堂，并筑造了西殿岗炮楼。日本鬼子驻扎下来以后，附近的几个小学都归日本鬼子管理，其中在村子里的4个新四军就进入充当了学校里的老师，以便侦查日军动向。不久，抗救队得到情报，当时日本鬼子联合西殿岗炮楼和桐溪石人山炮楼的鬼子，夜以继日地攻打琅琊，因为琅琊驻扎着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二十六师。

　　日军在山上，国民党军队在山下，地势的劣势使得国民党军队无法用炮弹还击日本鬼子。为了保护村民，徐维邦集合了抗救队队员滕汝霖、季瑞恒，提出炸日军石人山炮楼的计划。他们利用日军在各个村庄拉村民做苦力修炮楼的机会，乔装成修炮楼的村民给日军干活，徐维经也跟着大哥一块儿参与这次炸炮楼行动。

　　炸炮楼必须要有炸药才行，可是如何躲避日军搜查顺利地将炸药运到山上的炮楼上呢？李维邦想了一个办法：将炸药放入装饭菜的竹筒底层，“当时生活条件差，粮食供应困难，一天只能吃两顿，做工的村民们都用竹筒自备饭菜，带到山上。”徐维经说。中间一层把要吃的饭菜用荷叶包好外层又包裹油纸，最上面放上馊掉的饭菜。当日军搜查时，打开竹筒闻到这一阵阵恶臭，避之唯恐不及，哪里会仔细搜查。

　　用这个方法，徐维经一行人顺利地将炸药运送到山上的炮楼上。等到吃午饭时，大家偷偷地将送上山的炸药放在炮楼下最佳的位置，然后在上面用厚厚的松毛掩盖住，他们就坐在松毛上掩护。日军一般用点香计时法计工时，当村民做工做到第6柱香时便可收工下山。李维邦一行人就趁日军不注意，偷偷换下最后一炷香接在铺满松毛草的炸药上，随后一行人赶紧下山。这样就彻底地把日军炮楼给炸毁了。

　　抗救队也赢得了村民们的爱戴，村民便亲切地称这支队伍为“飞邦部队”。

　　D 里应外合声东击西成功救出慰安妇

　　1942年，为了掠夺武义萤石这一重要自然资源，日本鬼子在东关一带造金武铁路。为了保护沙溪据点，日本鬼子便在叶店村建了一个据点，驻扎了200多名日本鬼子。为满足残暴日军的需要，他们在叶店村抓捕了21名妇女给日本鬼子充当慰安妇。这些慰安妇中年纪最大的二十岁，年纪最小的仅十五岁。

　　看着自家女儿被抓走，村民们伤心欲绝，无法凭一己之力救回自己的孩子，只能求助于徐维邦的“飞邦部队”，“飞邦部队”在成立之初只有20多人，这20多人的力量无法与盘踞在据点的200多名日本鬼子进行抗衡。为了稳定村民的心，徐维邦只能安慰村民们说：“凡是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尽力营救。”

　　在看似无望的营救行动中，“飞邦部队”抓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雅村有一个叫陈洪炽的情报员，以前是浙江大学的教授。他不仅具有渊博的知识，还有先进的思想，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徐维经回忆说，“一天，陈洪炽向徐维邦报告说日军明后天要准备抓劳工运送铁轨的消息。”为了阻止日本鬼子运送铁轨，“飞邦部队”便通知各个乡的乡长在当天晚上采取行动。当天晚上，大伙儿在铁路沿线破坏敌人的要道，敲打铁轨的声音惊动了附近几个据点的敌人。敌人倾巢出动，但此时，徐维邦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

　　第二天一大早，叶店村据点的情报员叶凤清就跑来告诉徐维邦说：“我们村里的敌人全部出动了。”听到这一消息，徐维邦一行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九头经堂研究制定了营救慰安妇的计划。他们决定将铁轨打到水渠中的泥土下面，不让鬼子顺利运送萤石资源，接着声东击西，通过敲击铁轨发出“哐嘡哐嘡”的声响来引起日军注意，分散日军的力量，并在沙溪据点东面放置爆炸装置，与国民党部队里应外合救出慰安妇。9月份，叶店村情报员叶凤清组织五六个人，事先同驻守在白沙溪的国民党前沿部队商量好，当听到声响时不要打枪出击。就这样，在国民党部队的配合下，“飞邦部队”顺利营救出了被困的17名慰安妇。

　　日本鬼子无恶不作，烧杀抢掠，还发动细菌战，徐维经说：“我的二哥和弟弟就是死于细菌战下。”谈起那些过往，徐维经几度哽咽。徐维经说：“历史不能忘记，只有铭记历史才能让国家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