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陈福球：忘不了那年的高安血战

　　被同伴带到祠堂，抓阄抽了壮丁

　　陈福球出生在东阳市六石街道石塔山村的一户普通农家，家中兄弟4人，他排行最小。父母以务农为生，一家人虽然生活条件拮据，但尽力培养陈福球读书。十岁那年，陈福球读完4年的初小后，到离家十里路的下衢高小读书。因回家不方便，平日里他吃住都在学校。通过2年的学习，陈福球顺利毕业。那时候，读完高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毕业那天，学校里敲锣打鼓，将陈福球高小毕业的喜报送到了陈氏家族所在的堂屋里。

　　高小毕业以后，陈福球就在家务农，之后，十六七岁的他又跟着村里的一个老先生学周易八卦、学看相。据陈福球的养女陈宝香介绍，父亲看天气很准，以前村里的村民想知道第二天的天气情况都来问他，准确度很高。

　　1938年8月的一天，21岁的陈福球被村里的一个同伴约到村北岩头厅乘凉、玩耍，岩头厅是石塔山村的祠堂，两人嬉闹着跑进祠堂，却看到了村里的保长陈九球，几个穿着黄军装的人，还有陈福球的一个师兄弟。过了几分钟，那同伴就趁机溜走了，原来是保长指派他下的套。

　　当陈福球和他的师兄弟不知所措时，保长开口说道：“你们家中兄弟4个，必须有人去当兵，你既然来了就抓个阄吧。”并说，陈福球和师兄弟两人当中必须有一个要去当兵。说完，他们拿了两张纸条，让两人各抓一张，抓到“兵”字就要去当兵。其中一个长官模样的人指定让陈福球先抓，陈福球抓了一张纸条，打开后看见纸上写了一个“兵”字。那个师兄弟舒了一口气，安慰了他几句就被放走了。直到之后，陈福球才知道，两张纸上写的都是“兵”字，只不过师兄弟的身材瘦小，自己强壮高大，才被指定先抓阄了。

　　当天下午3时，陈福球被带到了东阳城里，从此踏上了艰苦的从军之路。从石塔山村走到东阳城有15公里，走路需要3个小时，走到东阳城里时，天已经很黑了，陈福球只能睡在县城的一个警察所里，将两张长凳拼起来当床休息。由于条件太差，蚊子特别多，陈福球一宿都没休息好。

　　第二天一早，陈福球去吃饭时看到了东阳其他地方被抓来的一百多名壮丁。在部队长官和老兵的带领下，大家一起走路到了义乌，然后在义乌上了火车。火车到金华后，他们再走路到了汤溪。为了防止有人逃跑，壮丁们被关在汤溪派溪童村的一座祠堂里。

　　第二天一早，壮丁们被安排坐上了去江西的火车，当火车开到江山、玉山交界的地方时，天空忽然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大家瞬间明白，这是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日本鬼子的飞机当场投下了许多炸弹，四周的山上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火车司机一看情况危急，驾驶着火车头就跑了，只留下运兵的火车车厢停留在原地。在每个车厢带队老兵的带领下，大家纷纷钻到车厢底下，躲避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当时火车上还有一些军马，陈福球亲眼看到，一匹军马受到惊吓乱跑，结果被炸弹炸得飞了起来，当场就炸死了。还好铁轨和火车车厢都没被日本鬼子投下的炸弹炸到，大多数炸弹落在了铁道两旁的山上，陈福球他们才躲过了一劫。

　　加入敢死队，炸掉日本鬼子的一个军火库

　　过了几个小时，日本鬼子飞机飞走了，火车司机又将火车头开了回来，接上了运兵的车厢。随后，接应的部队将大家接到了高安附近的地方。在那里，陈福球和其他人报到后，换上了一身黄军装。陈福球说，之后，大家再次被安排上了火车，火车一直开到了湖南的洞庭湖边，原来那边有一个新兵训练基地，有成千上万的新兵在那里进行训练。

　　新兵的军事训练为期6个月。在这期间，陈福球每天早上除了基本的队列训练外，还有步兵操练课，到了晚上还有理论课。训练非常严格。越恶劣的天气越要训练，下雨天也要在烂泥里练习滚爬。后来，教官教新兵们打枪，并告诫他们，枪是军人的第一生命，在战场上，人在枪在，枪绝不能丢。教官们还告诉新兵们，上了战场，怕死的就一定会死，只有不怕死的，才能活下来。

　　很快，6个月的军事训练结束了，新兵们分别被补充到各个部队。陈福球被编入74军58师244团2营2连。陈福球回忆说，74军当时的军长为俞济时，团长是蔡仁杰，营长是王宽，连长是朱云舟(四川人)，班长是个兰溪人，名字记不得了。

　　进入74军58师244团2营2连当步兵以后，陈福球配备了一支79式步枪(中正式)，4个手榴弹和200发子弹。

　　起初，陈福球被分到了步兵班，有一次集会上，连长问：“有没有高小毕业的，请举手。”全连100多人，只有陈福球和另一个人举手，因为有文化，集会结束后，陈福球就被调到连部当文书去了。

　　3个月之后，陈福球又当了一段时间的侦察兵，专门深入敌后侦察敌情。有一次，在高安附近一个小山坳里，他们发现日本鬼子在这里频繁出入，怀疑是个日本鬼子的据点。摸清情况后才知道，原来这里是鬼子的一个小型军火库。

　　得知以上情报后，团部决定，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一支敢死队，队长由一名连长担任，陈福球也参加了敢死队。

　　敢死队组建后，马上就展开了行动。当敢死队悄悄摸到日军军火库附近时，由于情况不明，连长派出一支小分队前去探路。结果小分队的战士一进入山口，远处突然飞来一梭梭子弹，一下子被打倒了几个人，连领头的班长都挂了彩。

　　剩下的人急急忙忙退了回来。但观察周围，根本没发现鬼子的碉堡和暗哨。连长说，有问题。他亲自带人到现场观察敌情，，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原来，鬼子在几棵大树上架设了两挺轻机枪。他们借助茂盛的树叶，给敢死队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是连长集中火力，朝树上一通扫射。果然，树上应声跌下来几个鬼子。

　　敢死队乘胜追击，接连突破了鬼子的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全歼了防守军火库的日军，缴获了一批军火、粮食和许多物资。

　　胜利归来后，上级长官非常高兴，说是要嘉奖整个敢死队，设宴招待了全体敢死队员，还奖了敢死队员每人两块大洋。

　　在高安战役中，全团大部分人战死，只剩下40多人

　　1939年，高安被日本鬼子侵占后，当年的八九月份，部队紧张地修筑工事，进行夺回高安的战斗准备。

　　大战在即，在这期间，团部每天都要开早会，由于部队驻地分散，陈福球每天早上要跑10里路，和各驻地的代表到团部听蔡仁杰团长训话。

　　有一天，有一个东阳老乡陈德庆来找陈福球。他比陈德庆大四五岁，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58师243团3营8连任连长。他知道陈福球在244团，专门跑来看陈福球。结果那天陈福球不在，他就留了一封信给陈福球，信中说：以后如有可能的话，他就把陈福球调到243团他所在的这个连队来，叫陈福球打完这场仗再去找他。

　　没想到，从那之后，陈福球再也没有见过陈德庆。几十年过后，陈福球在一本抗日阵亡将士名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原来在高安战役中，他也战死了。

　　收复高安之仗打响后，陈福球所在的2连也是冲锋陷阵的那一批，当时每个班都有一挺轻机枪，他被分在一个轻机枪小组里，组里有一名机枪手、一名副机枪手，陈福球和另一名战友严有田负责掩护轻机枪手们，在他们的后面，则是迫击炮连。

　　陈福球他们这个轻机枪小组冒着枪林弹雨到达指定地点后，架好机枪，就朝着高安城里的鬼子猛烈开火。没过多久，机枪手就被打死，副机枪手赶紧接过机枪，继续射击。过了一会，在另一侧掩护的严有田也中弹倒下。这个轻机枪小组就剩下陈福球和副机枪手两个人在向鬼子射击。

　　突然，日军的一发炮弹落在了他们身边，陈福球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晕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有个战友把陈福球从泥土里拉出来后，也被一颗流弹击中倒下了。

　　陈福球抬起头，只见阵地上全都是战友们的尸体，他们这个轻机枪小组，只有陈福球还活着。

　　过了一段时间，陈福球渐渐清醒后，就向阵地后方走去，一路上陆续遇上团里一些幸存的战友。一个团部的长官把陈福球他们集中起来，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陈福球数了数，全团1000多人，只剩下40多人了。

　　跟着老乡李成梁征兵、收粮，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

　　在这一仗中，244团的营长、连长、排长都牺牲了，建制已经被打乱。管生活的指导员带着他们，休养了40多天。后来，陈福球他们这些剩下的人，被安排了其他工作。

　　1939年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后，前线战事激烈，急需补充兵员。陈福球他们4个士兵跟着一个长官，去江西省贵溪县接新兵。结果到了贵溪县，一个兵都没接到。过年后，他们又来到余江县，总算接到了100多个新兵，并奉命护送他们去洞庭湖进行训练。

　　回部队交差后，没过几天，他们就接到一项新任务，让陈福球他们到广西省柳州市报到。到了柳州市后，上面把陈福球等四五个人分为一组，派到云南省文山县收集军粮。带他们的长官是东阳的老乡，是李宅村人，名叫李成梁。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陈福球参加了近三年的征粮工作。那时，陈福球也已二十五六岁了。因在老家已经定亲，李成梁多次向上级长官请假，要回东阳老家结婚，1943年4月终于被上级批准。于是，李成梁让他作为勤务兵一起回到东阳，陈福球就答应了。

　　李成梁手里有一张黄埔军校的通行证，沿途能受到特殊照顾。从云南回家，得穿过五个省。许多地方还是日占区，他们就买了两套便衣，有车乘车无车步行。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5月底才回到家乡。

　　在家待了一个月后，陈福球去看李成梁，问他还回不回部队了。李成梁对他说：“我已经在东阳找到了新工作，就不回去了。从今天起，我已经不是你的长官了，你的事你自己打算吧！”

　　陈福球于是决定留在老家照顾母亲。因为在1943年6月，陈福球的老家石塔山村还是沦陷区，陈福球就跑到诸暨做起了“货郎担”生意。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才回到家中，以务农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