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子城的月光中怀想

　　周玥

　　说来奇怪。我所见的古子城多是她夜晚时的模样，好似与她偷摸幽会似的，有些见不得人。我习惯晚餐后与好友一同去那儿散散步，或者一个人胡乱的走，但我大抵还是没有认认真真地走完过一次。所以，在我的脑子里，至今是勾勒不出她完整的模样的。

　　夜晚的古城总是蒙着一层淡薄文雅的月光，令人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每当我站在八咏楼下，耳边就会响起从很遥远的宋代飘来的袅袅诗文。一个叫李清照的美才女，衣裳楚楚地站在八咏楼上，望着皎洁的明月，叹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惹人怜爱地皱了皱眉头，流下一行泪。然后，就有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然后，就有了“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我还想到清朝宰相刘墉连降九级，沦落到金华看守城门的萧条背影。我想，刘罗锅那时候背脊都弯成了虾米，直不太起来，眼睛也不大好使了，是怎么夜以继日地站在城门口，从来来往往的百姓里头揪出那些个贼眉贼眼鬼鬼祟祟的歹人来的。

　　明清时期，金华城墙曾多次修筑。全城周长九里多，城墙高约二丈三尺，基宽近三丈，面广九尺多，垛高五尺。原有城门十一，现存者为南面的清波门(俗称柴埠)、东南的八咏门(旧名元畅门)、东面的赤松门(俗呼梅花门)、西南的长仙门(俗呼水门)和通远门(俗呼望门)、西面的迎恩门(旧称朝天门，俗呼兰溪门)、东北面的旌孝门(俗称义乌门)；已闭的四门为双溪门、至道门、清波门、天皂门。各个城门旁均建造营房。朝天门、旌孝门和通远门都有月城。

　　我不知道刘墉到底是守的哪一个门，但我的父亲告诉我，金华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是从四牌楼菜场的解放门进来，也就是现在胜利街和解放东路交叉口的位置。可惜，这个偏门牌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拆除了。我的父亲还告诉我，如今的古子城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宏济桥的地方原来是一座简陋的上浮桥，解放门往上浮桥方向的中间(现大昌集团)有两口井，叫做拦路井，现在也没有了。清波门往东的婺江东路方向是一代报人邵飘萍最早的故居，后来，邵家人丁壮大，祖辈和兄弟姐妹们才搬到了现在的旌孝街362号。他之所以这么确定，是因为邵飘萍就是我大舅婆的小爷爷。

　　我的父亲比不上刘墉才高八斗，但他与古子城的渊源一定比刘墉长且深厚许多。他曾将他在十四岁前的辰光，毫不吝啬地扔在了古子城里。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的青葱岁月，他都是在古子城里度过的。

　　那年，穿着开裆裤的父亲，被我奶奶寄养在了旌孝街的外曾祖母家。因为奶奶要上班，没时间照顾他，他就成天光着屁股在巷子里跟我大伯两个人瞎转悠。有时候，他们会去一旁的小溪边挖泥沙堆城楼，乐此不疲地围块红布在自己的肩头或是捡来的竹竿上，模仿着戏台上的将军老气横秋地说些装模作样的台词；有时候，他们会自信心膨胀地要做隔壁邻居家里那个爱流鼻涕的小毛孩的大哥，带领他走街串巷的大扫荡，蹿草堆趴围墙钻狗洞挖番薯抓河蟹；有时候，他们也会一不小心因为惹怒了一只路边的土狗，而失去大哥的风度，被狗追得丢了鞋子，赤着脚在巷子里哭爹喊娘地叫救命……

　　等父亲再大一些，到了读书的年纪，外曾祖母便翻出碎布头给我父亲缝制了一只崭新的书包，送他去酒坊巷的幼儿园上学。两年后，父亲又进入了学区内居委会筹建的军民小学读书，戴上红领巾，成了一名懵懂的少先队员。

　　军民小学在旌孝街和将军路的岔路口。再往前走，穿过鼓楼里便是沿江的火腿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婺州公园。之所以取名火腿公园，是因为当时金华古城门的解放门和清波门之间有一处河滩，河滩与平地形成了很大的高低差，远远看去就像一只火腿的形状。

　　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军民小学和侍王府内的建国路小学合并。当时，从外曾祖母家到学校只隔了122医院的一堵围墙，如果正常步行需要从外面绕好大一圈，但翻围墙的话，就只要嗖的一下。于是，父亲和同他一样住在围墙南边的同学们，开始了翻围墙上下学的三年时光。

　　当时，侍王府里除了建国路小学，还有金华师范学院(现浙江师范大学)、金华六中和机关幼儿园。更早些的时候，金华一中也曾在侍王府里办过学，但父亲读书时，学校已经搬到蒋堂去了。

　　父亲后来就在侍王府的操场上挖战壕，或是配合防控演练在地下挖洞藏人，他们甚至还要去农村学插秧、割稻子和小麦，去婺江边上捡石子，为建造金华飞机场出一份绵薄之力。

　　那时候，一到夏天，我的父亲便会在放学后和一群小伙伴，爬下河滩，把衣服脱得精光，像泥鳅消失在泥潭里一样，一头扎进水波滚滚的婺江，游到江对岸的桃园里去偷桃子吃。灶台上的米饭已经令整个屋子氤氲着一股甜糯的香气，我的外曾祖母坐在门槛上望穿了眼，也不见我父亲的踪迹。后来，有在江边挖沙回来的邻居就冲着望穿了眼的外曾祖母喊，他婆，我刚刚看见你家外孙去横跨婺江当游泳健将了。每年夏天，婺江里都会淹死许多图一时之快的大人和小孩。外曾祖母听了，气不打一处来，操起拍棉被的粗竹竿子，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大步流星地奔向江边的河滩。

　　那时候，外曾祖母就像赶鸭子的商贩，在河岸边不停地来回踱步。她只能干着急，她扯破嗓子也没能把我的父亲从对岸甜美的桃园里给喊回来。直到我父亲玩累了，和几个小伙伴依依不舍地游回来，他才看见外曾祖母早已撑着竿子，站在岸边气势汹汹地等候多时。父亲后来被赶鸭子一样地赶回到岸上，他手里还捧着一个粉扑扑的大白桃，他甩了甩头发上的水珠，撅了噘嘴说，外婆，别生气了，吃桃。外曾祖母望着像落汤鸡一样的父亲，心一下子就软了，悬在半空的竿子轻轻地收了回去。外曾祖母糊了糊父亲的头说，这危险，下次可不准再下水了。

　　但父亲怎么会听话，他还是一逮到机会就结伴同小伙伴去桃园偷桃。在那个什么都要凭票兑换的年代，物资实在太匮乏了，河对岸的桃子就像闪着金光的宝石一样，充满了诱惑。于是，你大可以想象，在旌孝街或是火腿公园的河滩边，我的外曾祖母拿着竿子，赶着一只屡教不改的鸭子，而那只鸭子的手里总会揣着一只水灵灵的大白桃。

　　多年后，房地产商买下了那片桃园，桃园被夷为平地，开发成了桃园小区，而我的外曾祖母也早已大去。父亲童年里那只水灵灵的桃子，却一直会在夏天来临的时候，闪着金光。父亲说，他永远都记得那个味道。

　　之后，便是父亲在将军路和酒坊巷边的婺江中学，挥洒掉的一大段青春。

　　十三四岁的少年总会怀揣着一些英雄梦，特别是男生，对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痴迷。当时，122医院后面有一个修械所，是人武部修枪的地方。枪修好后，人武部的士兵会在金华少艺校的操场上打靶试枪。嘹亮的枪声，一直能传到正在侍王府教室里，孜孜不倦读书的学生的耳朵里。里头当然也有我的父亲。于是，下课后，他便会和三两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溜到少体校的操场上捡子弹壳。当不了兵上不了战场，能摸摸子弹壳也是好的。后来，侍王府里几所学校的男同学就流行起玩子弹壳。他们在地上画一条线，把弹壳摆在线正中，然后用另一个弹壳去扔。扔中了就能得到地上的那枚弹壳，扔不中，扔出的那枚弹壳就和地上的弹壳摆在一起，让下一个人继续扔。男孩们乐此不疲地沉浸在这样的游戏里，百玩不厌。

　　那时候，学校里还流行玩弹珠、铁环、陀螺，还有用香烟壳叠三角包……贪玩的父亲因为个子的突飞猛涨而更乐忠于去抓鸟和偷鸟蛋。他和那三两个臭味相投的同学总是有办法从巷子里找到梯子，搬到火腿公园，爬到树上去。他们也总有办法生火烧水，烤鸟煮蛋吃。那时，煤油票都是每人二两限定的。父亲常常玩得忘了时间，天黑才回到家，而煤灯的使用时间是固定的，写作业的时间就变得紧张得可怜。有时候，还会因为完不成作业而被老师挨批罚站。直到二爷爷去电业局就职，外曾祖母家成了旌孝街上第一户用上电灯的人家，父亲才能放心地撒开了膀子玩，然后，再不紧不慢地写作业。

　　中学毕业后，父亲就很少再去古子城了。只是偶尔会跟着他喜欢古董的发小一起去古子城淘宝。那时候，金华的古玩市场在人民东路八大公司宿舍的位置，后来市场搬到了古子城内。父亲和他的发小就带着他们收集的烟标、火柴标和铜钱去换些零花钱。父亲没上过大学，但他确实又是对历史和文化颇有了解的。他总能天南地北的说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有一次，我得到了朋友的一幅画作，父亲一眼便看出了其中的门道。我想，他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大概就是从捣腾古玩那会开始的，因为他的烟标里不仅有脸谱、行当、剧目等各式戏曲元素，还有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等国画大家的作品。

　　秋天来临的时候，我在一个难得的清晨和几个文友再次来到古子城采风，我突然发现她是熟悉又陌生的。月光下的美才女不见了，城门下的刘罗锅不见了，有的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富丽堂皇的万佛塔，茶馆店门口热闹的生气，古董摊前好奇打量的小孩儿，笔庄里戴着老花镜眯眼看狼毫的老头，还有书院天井下像河流一样倾倒而下的阳光和阳光下散着墨香的书画卷轴。我想，这里头大概再也找不出一分父亲儿时古城的模样了。

　　后来，淅淅沥沥的细雨打湿了泛着青苔的青石砖，就像文人在宣纸上作诗似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整片古城。这让我突然十分想念，那个在明月下朦胧娇羞的古城和热恋时的我。

　　我笃爱月光下的古子城，并且会一直喜爱下去，就像我的父亲，怀念他童年里的古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