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新编古装黄梅戏《梅城烟雨》以明代黄梅籍“天下清廉第一”的汪可受丁母忧回乡的史实为依托，编织了一场水灾荒年下的智斗传奇。剧本巧妙融合传统戏曲的机趣与深刻的社会关怀，在“十宝箱”的层层谜局中，塑造了一位心系黎民、不拘成法的“贤达”形象，为中国黄梅戏贡献了一部兼具观赏性与思想性的佳作。
《梅城烟雨》善于把握戏剧的矛盾张力。剧本核心冲突清晰有力——奸商李百善趁灾“押田换米”，企图侵吞灾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汪可受虽已“褪去官袍”，却以“布衣之身”挺身而出。他精心策划的“十宝箱”妙计是全剧戏剧张力的引擎。从序幕书童们对神秘箱子的好奇，到李百善初见“满箱金银”的垂涎三尺，再到终场“颜如玉”“黄金屋”在《劝学诗》诵读声中现出“笔墨纸砚”的原形，层层递进，悬念迭起。汪可受深谙人性贪婪，以一场虚实相生的“空城计”，精准刺中李百善的软肋。这场“围猎与反围猎”的博弈，情节设计巧妙，节奏明快，充分展现了传统戏曲以“智”破“奸”的叙事魅力，机趣横生又扣人心弦。
汪可受的形象塑造是全剧的灵魂。剧本突破传统清官“刻板刚直”的窠臼，赋予他“机趣无碍，圆融有方”的鲜活特质。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老爷，而是丁忧在家、手忙脚乱为灾民施粥的“汪夫子”；他深谙官场规则却不为其所缚，为救灾民甘愿背负“骗子”骂名，喊出“清名不值半纹钱……当个骗子更舒心，骗得良心不亏本”的惊人之语。这并非道德滑坡，而是在特定困境下(丁忧无职、官府赈济不力)对“为官之道”的深刻实践——“官字上下口两张，一口吞尽民间苦，一口吐作稻花香”。其赈灾动机纯粹：“百姓眼中一滴泪，胜过那，八股文里万篇章”。这种“褪官袍未褪官责”、重实效轻虚名的形象，是对“为民”本质的生动诠释，极具感染力。李如意作为李百善的女儿，其“深明大义”的角色设计，不仅提供了重要的戏剧转折(传递知府请柬)，更象征着民间朴素的道德良知，是对其父行为的天然批判与救赎可能。《梅城烟雨》一改传统歌颂清官的俗套，转而歌颂褪下官袍的夫子，抓住了清廉、正直的本质，并非在于身份，而在于人格，提升了艺术高度。
《梅城烟雨》充分发挥了黄梅戏的艺术特色，唱词设计既保持了剧种特有的生活气息和地方韵味(如传统黄梅戏的一唱众喝、人声帮腔)，又兼具文采与深度(如汪可受、李如意的湖上对唱所体现的禅意)。群戏场面(如开篇诵读、古塔宴饮、施粥劳作、湖上渔歌)热闹生动，有效烘托了时代背景与乡土氛围。“十宝箱”作为核心道具，其造型变换与灯光配合，为舞台呈现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尤为可贵的是，剧本借古喻今的意图清晰：对灾荒中民生疾苦的刻画，对奸商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的揭露，以及对为政者当以民为本的呼唤(“民安为先食为本，社稷安稳粮做根”)，都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意义。汪可受不拘一格、以智破局的实践，更是对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形式主义有力的反拨。
《梅城烟雨》以一场智斗奸商的妙计，唱响了一曲心系苍生的仁者之歌。它成功塑造了汪可受这一智勇双全、仁心为本的贤达形象，其风骨令人动容。剧本情节精巧，冲突集中，戏剧张力十足；唱词兼具乡土韵味与文学性，舞台呈现潜力巨大；其扎根于黄梅地域文化，又饱含对民生、吏治的深刻思考，赋予了传统戏曲题材崭新的时代生命力。它不仅是一台好看、好听的黄梅戏，更传递着超越时空的为政智慧与济世情怀，是“古装新编”戏曲的一次成功探索。烟雨笼罩的梅城，因汪夫子的仁心与智慧，终现人性光辉与和谐生机。
黄梅戏发源、形成于湖北黄梅，它之所以能在湖北黄梅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在发生的一系列黄梅真人真事的推动下完成的。《梅城烟雨》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汪可受的史料，从他的事迹和诗文中取材，结合黄梅地方文化，融入到剧本创作中来，凸显剧本的“黄梅”特色。比如，汪可受建六祖殿，汪可受巧对石昆玉的对联：“眼珠子，鼻孔子，珠子还在孔子上；眉先生，须后生，后生更比先生长”，汪可受源湖静风等传奇。融入更多的汪可受故事和传奇，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要巧妙地将典型的黄梅文化元素与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让黄梅戏在它的发源和形成地进一步深深扎根，对外讲好黄梅故事，展示黄梅文化的独有魅力。“不忘初心”，勇攀艺术高峰，向老一辈黄梅戏艺人筚路蓝缕地创造黄梅戏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学习，继续挖掘值得宣扬的黄梅真人真事，让黄梅戏成为呈现黄梅文化的主要手段。
湖北黄梅还有大量的文化元素值得挖掘，诸如《精忠岳飞》《莫须有先生传奇》(废名)《苦海鸳》(喻血轮)《瞿九思》《一代戏官钟谷》《青灯泪》(蒋恩濊)《汤用彤》等，都值得像打造《梅城烟雨》一样深度打造出来。
看婺城新闻，关注婺城新闻网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