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州城有个范浚中了举

　　记者张苑

　　长久以来，婺州城里流传着一个故事：范浚中了举。“中举”通常指的是通过科举考试，考中举人或进士。但范浚的“中举”，却是另一回事。南宋绍兴年间，朝廷以“贤良方正”举荐范浚，这是一种特殊的选拔方式，不经过科举考试，直接由朝廷公卿举荐有德行、有才学的人入仕。范浚被举荐了不止一次，举荐者中不乏名臣名士，但他每次都婉言谢绝。为什么拒绝？范浚在回复举荐者的信中说，他要效仿颜回安贫乐道，致力于“为己之学”，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最深层的原因，或许是他耻于世道沉沦，朝纲混乱，不愿与奔竞之徒为伍。当时正是秦桧当政，范浚以隐居不仕的态度，与官场的坏风恶习相抗争，坚守儒家士人的气节操守。

　　而有趣的是，这条科举之外的为学道路，在宋代金华，竟然成就了一个独特的士人群体，他们或讲学授徒，或著书立说，或隐居修身，各有所向，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走科举的寻常路。

　　膴仕世家的另类选择

　　范浚的选择，在他的家族背景中显得格外特别。范浚(1102—1150)，字茂明，婺州兰溪香溪镇人，世称“香溪先生”。他出身于“一门双柱国，十子九登科”的膴仕世家。祖父范锷，皇祐五年(1053)进士，官至上柱国、太府少卿。父亲范筠，元祐三年(1088)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封荣国公。范筠生十子，范浚排行第八。除二兄范深为举人外，范浚的其余八位兄弟均为进士，九人全部做官。

　　在这样一个科举世家里，走科举之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每当有兄弟金榜题名，家族都要大摆宴席，祠堂里刻碑立传。这种家族氛围，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巨大的压力，也是巨大的诱惑。

　　但范浚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天资高迈，自幼嗜学，不喜荣利，笃志求道”。他说：“末学本无传承，所自喜者，徒以师心谋道，尚见古人自得之意，不切切为世俗趋慕耳。 ”又说：“古人之学，不越乎穷理。理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九个兄弟都在朝为官，唯独他一人“独隐居不仕”。家族中有没有人对他的选择质疑？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想象，这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而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选择。在大约撰于1149年的墓志铭中，范浚称“时婺之兰溪，言令姓者推江、范”，并说这两个家族族属各“千指”。在这样一个拥有上千人的庞大家族里，范浚的选择，无疑是一个异数。但正是这个异数，成就了他独特的人生价值。

　　香溪讲学的安贫乐道

　　范浚选择的道路，是讲学。他在兰溪香溪镇三华里的保惠寺设帐授徒，“授徒至数百人”。这座寺庙，后来成为他讲学、著书的地方，也成为婺州学子向往的求学之地。

　　讲学的日子，是清苦的，也是自在的。范浚“屋室简陋而怡然自乐”，朱熹评价他“隐居于宝惠山泉之阳，著书立说，乐道安贫”。这种生活态度，在他的诗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池上晚酌》写道：“雨余池上兴悠哉，坐荫藤花藉石苔。白鸟联欢拳相对，红蕖粲艳一时开。吐吞月色云浓淡，经纬水纹风去来。幽事相关心自乐，岸巾独啸更衔杯。”雨后在池边饮酒，坐在藤花荫下，石苔之上，看白鸟相对，红荷盛开，观云色月光，水纹风动，独自啸歌饮酒，心中自乐。这样的生活，虽然清贫，却自有一番风雅。《偶作二首》其一写道：“晏食聊当肉，缓步聊当车。身闲贵莫比，心足富有馀。时饮一杯酒，历观千载书。正尔良独难，亦复将何须。”晚吃一顿当作吃肉，慢慢散步当作坐车，身体闲适比富贵更可贵，内心满足比财富更富有。时常饮一杯酒，阅读千年古书，这样的生活已经很难得，还需要什么呢？

　　但这种安贫乐道，真的不需要代价吗？他的九个兄弟都在朝为官，锦衣玉食，前呼后拥，而他却在简陋的寺庙里讲学，粗茶淡饭，形影相吊。这种反差，会不会让他在某个夜深人静时，也有过一丝动摇？《示侄》一诗，或许透露了一些答案。范浚以自己年老还在学习为例，告诫侄子年轻时要勤奋读书，批评侄子讲学粗疏，闲散贪玩，有时喝酒后不知检束，怒骂仆人。范浚怜惜侄子如痴儿般放纵，劝诫他要专心读书，调护气质，遵循规矩。诗中说：“华颠老学似秉烛，及壮贵在勤书诗。男儿不解事文笔，何异妇女留须眉。”表面上是教育侄子，却也透露了范浚内心的复杂——他希望侄子能够有所成就，又担心侄子会在功名利禄中迷失自我，这种矛盾让这个人物更加立体，更加真实。

　　范浚的诗文，常常流露出“无营无欲，爰清爰静”的心态。他在《过庄赋》中说“无营无欲，爰清爰静”，在《次韵富修仲见赠二首》中说“避俗真成僻，居山恨不深”。这种与世无争的心态，让他能够在清贫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自足。但这种宁静和自足，是用放弃功名利禄、放弃家族荣耀换来的。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大。

　　《心箴》的不传之秘

　　范浚一生撰述甚富，多已散佚。今存《香溪文集》二十二卷，收入《四库全书》。其中最为后世推崇的，是一篇仅96字的《心箴》：“茫茫堪舆，俯仰无垠。人于其间，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仓稊米。参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来今，孰无此心？心为形役，乃兽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闲抵隙，为厥心病。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与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这篇《心箴》，成为范浚理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认为，人在天地之间，虽然渺小如太仓一粟，但因为有“心”，所以能参与天地人三才。然而，这颗心容易被形体所役使，被口耳目手足的欲望所攻击。君子要做的，就是“存诚”“克念”“克敬”，让“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这才是范浚真正的“中举”——不是中了举人，而是中了圣人之心。

　　宋绍兴十八年(1148)，18岁的朱熹因早就听说范浚“学甚正，而不知从何学”，于是在赴杭途中特意去香溪拜访，不遇。两年后(1150年)再次专程登门，仍不遇，“因录屏书《心箴》而旋”。就在这一年，范浚逝世，终年49岁。朱熹亲赴吊唁，这是他第三次来到香溪。朱熹留下这样一段话：“香溪范先生者，实兰(溪)之望族。祖父昆季皆居显宦，而先生独辞征辟，隐居于宝惠山泉之阳，著书立说，乐道安贫。余(朱熹)尝三谒未遇，厥后再至，而先生已逝。其从子右史蒙斋，延余于先生讲学处，观其言论文章，悉本洙泗渊源，而《心箴》一篇，尤得千圣不传之秘。惜入其室而未获亲见其人，瞻仰门墙，流连不忍去。因书此以志慕焉。”“千圣不传之秘”，这是何等高的评价。

　　32年后的1182年，时年52岁的朱熹为范浚作《香溪范子小传》，称范浚为“子”，可见对其尊崇之意。朱熹将《心箴》编入《孟子集注》，使其广为流传。后世对《心箴》的推崇，绵延不绝。心学家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用《心箴》的“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语来论说“心之主宰”；曾国藩作《题州县官厅》，称“凛《心箴》即是官箴”。后世有“朱子三访地，朝廷七聘家”的美谈，说的正是范浚的故事。一个求贤若渴，一个坚辞不就，成为宋代士林的一段佳话。

　　一篇96字的《心箴》，从朱熹到王阳明到曾国藩，从宋代到明代到清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隐士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范浚并不孤独。在宋代金华，像他这样选择不走科举道路、专注于讲学著述的士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元人黄溍称：“自贤良先生以道学倡于东南，及东莱吕氏继之，遂得濂洛之统。而北山何氏又传朱子之学于其门人，以淑后进，于是婺学大振于世。而谈者推原所自，必归于先生。”

　　宋代士人的选择，本质上是在“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之间的抉择。科举就是典型的“为人之学”：读书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功名利禄，追求的是外在的成功与荣耀。而“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有气节的人，追求的是“天君泰然，百体从令”的内心境界。

　　“范浚们”选择“为己之学”，不是因为不能走科举之路，而是不屑走这条路。他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成功，不在于功名利禄，而在于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条路，成就了“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也成就了宋代金华独特的士人精神。

　　文章素材来自金华市文化研究工程(重点)课题成果(金社字〔2023〕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