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剧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儿

　　“婺剧进京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

　　婺剧进京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我们是乡下佬上北京，原来都是草台艺术，没有剧场艺术。上北京演出，我们老戏人里有这么一个说法，十年寒窗，上京求名。上了北京才能有名，不上北京没名。考状元就要上京，剧团也是这样。浙江婺剧团1955年成立，前身是老剧团的班子，后来把他们改造了吸收过来，变成浙江婺剧团，国家投资了，派了干部，像我们都是从文艺单位调进去的，叫掺沙子。掺进去，改造那些旧艺人。

　　当时我们很不愿意进去，看到老艺人那个样子，冬天穿得破破烂烂，捧着一个茶壶在那里晒太阳，这是老艺人的形象。怎么都跟他们一块去？我们是干革命的，好像配不上。但没办法，我原来是地方文工团的，1962年，刘少奇一个命令下来，所有地方文工团都撤掉，加强地方文化战线，我一下子调到汤溪文化馆当文艺干部。

　　到了汤溪，实在是不安心工作，说是文化馆，从来都没有搞过文化，就是抗旱、赈粮，农村中心工作，以粮为纲嘛。后来不安心，几乎每个礼拜都写一封信给省文化厅，省文化厅“感动了”，这人太麻烦，老是写信来。刚好浙江婺剧团要成立了，那么你到剧团去，行不行？剧团跟文化馆一比较，总比文化馆好一点，虽然也不是很理想，还是去吧。我们这一批人就这样掺沙子一样掺了进去。

　　1956年下半年，我们就动了上北京的念头。那时候不是直接去，乡下人到北京也不知道办个什么手续，一路演去，演到江西九江，上座率很低，也没有什么宣传，戏还是那么几个老戏，省文化厅知道以后，一个电话打过去，说讨饭回来讨，不要到外面去。浙江婺剧团属于省里的，省里觉得没面子，第一次上北京没上成，到了九江打回票。

　　第二次又准备了，1960年左右，这回走旱路，不往江西走，结果走到上海，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个党委书记，温州人，很喜欢看婺剧，他在部队的时候，有个军人俱乐部，他在那里当政治部主任，天天看戏，对徐汝英、徐东福这些老艺人很熟悉，他一片热心，先看看戏，再带到北京去，一看实在不来劲，这个戏不好上北京，就停下来加工吧，一旦停下来，省里有意见了，不愿意，好像这个功劳被你们上海拿去了，这是我们浙江的。第二次，从上海打回票，又回到金华来了，上京上不去，就像过去读书人上京赶考，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一样上不去。

　　反右的时候，我刚刚学校出来不久，很单纯。要我当编剧，我觉得底气不足，刚好省里发下来元明孤本，将近一千多本，两大箱。领导说“既然你底气不足，那你就读书，什么会都不要参加”，大概就这么溜过去了，读书去了。运动都要做个结论，对我就定了个“不关心政治”。到了1962年，我们准备好了，《三请梨花》这台戏排出来了，《双阳公主》也排出来了，这都是请上海戏剧学院一个老师来帮忙的，排了以后看看不错就去了。人家给我们出点子，要上北京，一个站、一个站都得派人去打前站，跟他们剧团订好合同，一路演去，演到北京，结果真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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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登了个斗大的、注音的“婺”字

　　在北京，不敢多演，订了一个计划，七天。到了长安剧院，领队是个省文化厅副厅长，他是八一制片厂出来的，倒是有点路子，他说“你们第一场不要演戏，开个音乐会”，结果就开了音乐会。花头台，清唱，先锋喇叭，大锣大鼓的，一到北京，一搞这么大的音乐会，北京人呆掉了，有些东西不比他们好，土得新鲜，哦，这音乐这么好听，第一场音乐会下来，基本上站住了。

　　北京的一些文艺界老同志，震动了，到处帮我们做宣传，免费的，说来了个婺剧团，如何的好。可惜就是那个婺字不认识。我们也经常出去领消息，有个习惯，演出时我们都坐在观众里面，才能听到真话，一边看戏一边讲，大家说这个“矛剧啊”，人家说“不是矛剧，是婆剧吧”，都不知道是个什么剧。还好我们领队机灵，一个电话打给光明日报，第二天，光明日报上很大的字，婺字旁边有个注音，wù，不是矛，也不是婆，大家都知道了，哦，婺剧。

　　说到“婺”字不好用，也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戏剧界的泰斗田汉先生，国歌的作者，他看了婺剧以后，当场给我们题了一首诗，宣纸上写的，书法也很漂亮，那首诗怎么讲的：“璞玉浑金尚可求，英雄儿女入燕幽。浙东何止山川美，更有新声出婺州。”款是这样写的“浙江省婺剧团首次进京一鸣惊人”。但他婺剧团的婺字写错了，现在服务的“務”，下面不是有个“力”字，再加个“女”字，多了，没有这个字。这幅字说起来也很可惜，文革时毁掉了。

　　婺字不常用，当时感觉到吃亏了，有一次，陈毅到我们后台，我们连陈毅都不认识，他穿了件小棉袄，袖口还有点破，棉花露出来了，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跑进来东摸摸，西看看，这些演员也不理他，他就问“你们金华来的，有没有火腿戏啊”，我们这个时候感觉到了，干脆叫“金华戏”，倒反而沾光了，怎么叫婺剧呢，现在没法改了，再改的话又来个新东西了，错到底吧，将错就错。假如那个时候叫金华戏，现在安徽不是有黄梅戏，可能金华戏要比它的名气大多了，因为跟火腿连一块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