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谁都会做梦。一生有无数的梦，有好梦，有坏梦，有噩梦，有喜梦。甚至梦中叫醒的、笑醒的都有。这种梦是生理现象，我讲的梦想，是指一个人的追求。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自我设计，每个人应该敞开自己，大胆地设计，但实践起来，每个梦想要实现都是很艰难的，得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去实现。以我为例子，我出生在永康方岩，从山村里走出来，到东阳上了中学，再到上海上了大学，又留在上海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到了北京，一到北京就半个世纪，基本上是从小山沟到大上海，到北京。很幸运，从农村出来，进了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而且在那儿工作，在那儿交友，朋友多，视野也宽阔。
小时候我做过好多梦，其中做了个梦，我当县太爷了，后来我祖母就说“哦，我这个孙子有出息，将来要当县太爷”，后来我真的当了官，比县太爷还要大一点，而且一当十三年。从这个理想来说，我做到了。当时农村很穷，保长、乡绅老欺负你，我想当县太爷，可以好好治治他们。这是个很纯朴、很简单的一个想法。这个梦不去谈它，我的兴趣不在当官。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我的笔名叫鲁光》，反面就是圆了人生三大梦。什么梦呢？一个记者梦，一个作家梦，一个画家梦。
读中学时，我是上海青年报的通讯员，写了点小稿子，稿费收到好几次，一次五万、八万，不得了，跟现在的五万、八万没法比，也就五块、八块的样子，对一个孩子来说，很厉害了。我偷偷买了手表戴上，用衣服盖住，生怕父亲看见，后来看见了，问哪来的钱，我坦白出去，写稿赚来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当记者很有意思，记者可以到处跑。考大学的时候，第一志愿，我报了北大的新闻系。
报志愿不像现在有了目标，考个多少分再去报，那个时候我想报什么就报上去了，其实我的成绩跟那个录取线差远了。结果还好，没有落选，取到上海外语学院去了，到那里学俄文，想学英文不让你学，俄文人才急缺嘛。因此我想当翻译家，一进去就啃外文书，整本啃，一开始满眼的生字，看到最后几页，没几个生字了。当翻译家当得挺好的时候，突然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苏关系紧张，俄语人才过剩，那怎么办？转学。转哪儿去呢？我想学文不可靠，学医。我一个表弟在上海医学院，我问他，学医怎么样？他说人的身上骨头有206块，哎哟，一听脑袋涨，那么复杂。不学了，那学什么？学文学吧，当作家。上海有个华东师范大学，几个教授很有名，施蛰存啦，我就奔着这些教授，因为这个学校我去过。有我们老乡在那里上学，校园很漂亮。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去华东师大，学文学去了。当时我们的外语水平已经超过师大的三年级学生，我去进修四年级的课程，那些人都以为我是研究生，我说是一年级学生，他们都不信。在师大，我一心做着作家梦，到了三年级的期末考试时，上面来消息，“现在有机会让你去当记者，你去不去？”我一听，当记者，一家大报，北京的，体育报，我就到图书馆去翻，一个小时看完了。那时的体育报，一个礼拜做三期，很薄，但毕竟是当记者了，我说行。读书也读腻了，读了五年大学之后，我就当记者去了。
“我说叫鲁光吧，鲁迅的光辉照着我”
我的笔名就是那时候起的。因为我在上海写稿，都是用我的本名，徐世成。当了记者以后，上海有个老记者有意见了，说你这个当记者，得有一个笔名。那时候，我们对鲁迅比较崇拜，要学鲁迅，我说叫鲁光吧，鲁迅的光辉照着我。
这个笔名一出来，出了很多笑话。我到北京上班，传达室不让我进去，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叫徐世成，他说“没有，上海没这个记者，那你谁”，我就说鲁光吧，他说“哦，好好，那赶快进”。连工资都给我发两份，徐世成一份，鲁光一份。那我上交了一份，跟他们说清楚。然后结婚的时候，去登记，走在路上，我跟我夫人说，你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她的介绍信，写着跟体育报社鲁光同志结婚。我说坏了，现在谁跟谁结婚都搞不清楚了，我的单位开过来的是徐世成，我说先回去，又重新开介绍信。当我得了全国文学奖以后，一个山东作家给我题字“鲁光，我们山东之光”，我说对不起，我不是山东的，我是浙江人。不过我的块头够了，当时我很壮，没有江南人清秀的身材，壮得像头牛，后来就画牛去了。
当记者的时候，两个事情对我刺激很大。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比赛在北京举行，我们从上海调过去，决赛那天，编辑部领导说“特写谁来写”，我们初出茅庐，没有任务，报社安排了一个广东记者来写。那天晚上，我们看球看得真过瘾，什么任务也没有，骑着自行车过去，看完吃夜宵，回来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体育报没有我们自己的特写，那个老记者人挺老实，笔头太慢，写不出来。这个事情刺激了我。后来到了1965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要出席，当时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来写这个综合新闻，大家集体采访，我来执笔，结果没想到那个文章在人民日报印刷厂被他们值班总编看中了，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就用了我们的稿子。
后来，我得过全国好新闻奖，当过亚洲记者节上的副主席、中国记协常委，当记者当到了这个水平，记者梦算是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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