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智者和勇者,然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缺乏这样智勇的人,所以只好尊古而述,借着死人的嘴巴说自己的道理,这几乎可以算作中国千年不易的道统了。康有为假借孔子的名义来言改制,今人重提鲁迅大谈“批判精神”,莫不是自己全无批判的骨气?中国人当然也动气,闲气、意气倒是颇有,只是少有骨气罢了。
陈丹青不无反讽地说中国人“端得大气”,几千年文脉一朝散尽,也不见他凄惶,只是从容自在地过自己的小日子,鲁迅所谓的“无物之阵”,大概即是这种状态,你是冲刺、挑杀都不成样子的,无力之后是无意,无意之后倒是看上去有点得意了,好比你是隔岸观火的,只有别人在火中煎熬,你是超然物外,又是“端得潇洒”。身在人世间,谁能超脱得了呢,比的不过是耐性而已,以致鲁迅的遗言“我死了,把我埋掉,忘掉我”,竟然无人真的敢于忘掉,如同他所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百年身后事,虚弱的人们还是要仗着他的一缕魂魄,才能开口说话。在一个长夜里,人们列队而去的地方并不存在,但他们正列队准备前往。长夜本身并没有从它漫长的时间中缩短一分一秒,甚至他们的行进使得长夜更加漫长,没有终止的时候。长夜的长度就在行进的长度之中,以致黑暗遍布这个世界的时刻,正是我们生存的时刻所造成。
鲁迅的可贵,自是他的时代所赋予他的可贵。到了今天,我们的时代如果仍处于他的时代之中,这就成了我们的可悲。鲁迅自己深知的一点,即是那个时代所有的坏处在他身上已经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是最反抗的一个,也是与那个时代最为相类的一个。他之所以赞赏冯至的纯粹,因为他没有看到之后的冯至也在那个时代的罗织之下。通过反抗,你反而成了你所反抗的时代的后裔,你助纣为虐的时候你反而无法反对了。钱理群、陈丹青、岳南等诸多名家妙手,皆在倡言鲁迅之可贵,自是今人不识其可贵处,事情似乎又回到了一个转圜的起点。人们不能自主思考时,借着别人的思考也能生活。何况生活不需要耗费精神,这是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生活的构件甚至已经抵达了不需要人的地步,在物的包围下,人的物化也抵达了一个至高点,人越来越像他所生产的物件,人成了零件。
沉默的人只能在沉默中继续失踪,呐喊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呐喊究竟是玩笑,还是炫耀?在沉默与呐喊之间,只剩下口齿不清的嗫嚅,好像有什么话要讲,又只能辗转在自己的口舌之间,他是在说给自己听,还是只为了像鹦鹉一样发出点声响,好感知自己的存在,直到连这么一点声响都消失殆尽。我们于存在的领会,完全是一种“非存在”的状态,我们陷入了一种物的状态,“一个物质的中国会让鲁迅目瞪口呆”?不会,这跟“无物之阵”一样只会让人感到无力,你所有的作为都不是别人的作为,因为大家的作为只是为了组成一个怪物的同一化作为。陈丹青谓鲁迅身上有三个最珍贵的品质,“拒绝被体制收编,拒绝被文化系统收编,拒绝收编任何人”,没想到,在他死后,体制收编了他,文化系统收编了他,自然,很多人自愿收编到鲁迅门下。这种结局让人匪夷所思,又让人怡然自得。只要是在鲁迅的旗帜下,大家就有了出身名门的飘飘然,自然也就师出有名了,批判成了时尚的时候,禁忌反而在批判的内部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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